【核心提示】“异地高考”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改变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至于各地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的高等教育资源差异，则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逐步迈向平衡。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广受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明确规定各地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出台相关方案，并要求京沪等地严防可能衍生的“高考移民”现象。

　　既要开放“异地高考”，同时又要打击“高考移民”。如此一手放、一手抓，其实正好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招生体制最矛盾的一面展现了出来。从1999年的高校扩招开始，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6%上升到了27%。高等教育过度扩张，导致文凭贬值，仅仅上大学已不再足够，还必须进入所谓的名校。众所周知，中国高校所获得的资源并不均衡，例如“985工程”及“211工程”便是两个专门为推动建设“世界名校”而设的拨款渠道。在全国高校生均年支出不过五六千元的当下，这些高校的生均年支出全部过万，部分甚至以十万元计，其学位自然含金量更高，毕业生当然是就业市场中的抢手货。

　　然而，这些“名校”在30几个省市自治区中如何分布？以“985工程”学校为例，全国一共39家，京沪两市共占了10家。京沪两市户籍人口共2700万，仅占全国13亿人口的2%，但占有的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却超过25%。在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政策之下，这些名校同时也向驻地政府要经费，顺理成章地招生就得向地方倾斜。京沪两地政府财雄势大，给的钱多了，分到的名额也就越来越多，长期下来就形成了京沪考生不仅更容易考进大学，而且能更轻易踏入名校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对其他省市区考生而言，京沪考生是高考的“特惠阶层”。“异地高考”如果只是借考——在京沪参加高考，但参加户籍地录取，什么争议都不会有；“异地高考”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因为非户籍考生要求成为“特惠阶层”的一员——不但在京沪参加高考，还要和户籍考生一起分享招生名额。只是，站在全国其他省市区考生的角度来看，这些非户籍考生即便进入“特惠阶层”，也未改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基本格局，改变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而己。

　　有教育部官员相当坦诚地说过，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必须在增进非户籍考生公平权利的同时，确保户籍考生的利益不受损。坦率地讲，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已经如此不均的当下，这实在是个两难。举例说，同样分数之下，北京考生考进北大的机会已经是很多省市区考生的百倍以上，如果允许非户籍考生也来分享北京的招生名额，又要保证北京户籍考生的利益不受损，岂非要北大进一步增加本来已经太多的北京招生名额？站在其他省市区考生的角度看，这显然有失公平——对全国考生的公平。

　　然而，《意见》对“异地高考”面对的这一两难的解决办法，恰恰就是：“对符合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净流入数量较大的省份，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京沪两市外地户籍人口比例较大，未来合乎资格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有可能相当于本地考生的总数。若按此原则办，岂非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还得在北京和上海增加一倍名额？倘若总招生数不变，这些名额要从何处分流而来？当然只能是削减其他省市区的名额。

　　“异地高考”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改变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而非仅仅是部分扩大“特惠阶层”。实现绝对公平的最佳途径便是全国一张卷考试，统一划线招生，如此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诚然，这种理想状态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无法一蹴而就，但至少可以先在主要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中推行。至于各地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的高等教育资源差异，则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逐步迈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