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平等趋势愈加严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今年第1期刊发的论文《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在加剧，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上大学的影响日渐上升。这种影响，在“985工程”高校要高于普通大学，对“90后”的影响要高于“80后”。这一判断来自她所主持的一项高等教育公平性研究。李春玲指出，这一现象是反常的。一般而言，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教育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即使没有下降，也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但中国的现实是，教育不平等趋势愈加严峻。

　　这两项实证研究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高度注意如今我国的精英大学的生源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固化的现象。正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并且，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危险趋势：大学扩招并未降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甚至还扩大了。

　　这一问题日趋严峻，已引起高层关注。2008年，温家宝总理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他为此深感痛心。2009年，《人民日报》报道说，在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且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并占到5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在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甚至可以说，越来越难挤进精英大学。

　　清华大学的老师晋军经过两年课堂随机调查后，描绘出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而清华招办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曾连续5年，有79%的国家级贫困县没有一个学生进入清华，而在其余21%的国家级贫困县，绝大多数也只是获得了一个进入清华园读书的机会。

　　在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但去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因为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去年干脆就没有了。

　　寒门子弟去哪里了？

　　那么，扩招后，出身寒门的农村学生主要去哪里了？教育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的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教育机会的公平一向被认为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渠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曾在《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性》一文中指出，能否保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但现实却是，教育的不公平在加剧，流动性在减弱。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的平等。日本政府就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在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也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教育经费的两倍。但是，蔡洪滨指出，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中国偏远山区的小学，其硬件设施和财政投入的差距绝对不止20倍。对此，李春玲认为，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尽快缩小教育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

　　由于我国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等39所“985工程”国家重点大学在内，绝大多数都是公立大学，因此，按照社会公平的大理念，整体上而言，公立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大学，生源的各社会阶层比例应该呈现出合理的比例，并且最好能体现出教育应该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有意无意地阻碍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造成了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国家重点大学的机会的不平等，甚至强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精英阶层占据国家重点大学。虽然，客观而言，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只是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大学的招生政策使然的，但是，它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山之石

　　大名鼎鼎的牛津、剑桥，均是英国政府的公办大学，一如我国的北大、清华。一直以来，牛津剑桥被视为贵族和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精英的子女的大学。目前，牛津剑桥的学生中，来自贫困阶层家庭的孩子不到1%，遭到英国社会、学者和民众的纷纷指责，要求两校修改招生录取政策，为农村、底层和弱势社会群体的子女创造同等的、公平的入学机会。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在讲话中把这称之为英国的一个国家丑闻。英国政府高等教育部施压要求牛津剑桥尽快采取措施改善公众形象。迫于压力，牛津剑桥改革招生录取政策，使得问题略微有所改善。

　　北大清华作为国家最高学府，虽然需要在招生时坚持优异第一，但是，受限于客观环境、教育条件和教师水平，农村、底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在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特长技能等上，显然无法达到城市、中上层和社会强势群体同辈的程度和水平。那么，如果北大清华秉持人人入学机会平等，且以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话，就着实有必要通过修改招生录取政策，逐渐提升出身农村、底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合理比例。此外，北大清华等还应该每年都定期公布各自生源的详细数据，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改良已经开始。清华大学去年专门针对国家级贫困县的考生，制定了自主招生方案“自强计划”，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所有中学，均可以推荐一名考生参加清华的自主招生，他们一旦获得了资格确认，将在未来的录取过程中获得30～60分的分数优惠。中国人民大学“圆梦计划”每年拟选定50所县及县以下生源好、信誉好的中学，获推荐考生原则上要求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中三代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通过了面试的话，如果高考成绩达到生源省份一批录取控制线，将予以录取。北京大学虽然没有专门针对贫困地区或农村生源的自主招生方案，但其新的具有“校长实名推荐制”资质的中学名单中，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的倾斜力度。

　　著名法国思想大师、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1989年出版的巨著《国家精英》中，深刻揭示出了国家精英与名牌大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世人因此而得知，一个貌似平等的法国社会如何通过教育达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本质上的不平等。看看我国国家重点大学本科生生源的阶层比例，我们就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警觉、警醒。不然，在无声无息中，我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就会危险地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协同犯”。

　　胡乐乐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