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这篇为凤凰网写的专栏，原题为《向胡适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