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开放是起点，师资开放是关键，双向、平等、全面开放是目标，价值开放是最高境界，学术自由是保障，开放的微观体现是人际的包容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储朝晖

　　最近媒体报道，出国参加“洋高考”的学生出现井喷势头，这无疑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中国大学的困境。

　　中国大学并不像一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形势一派大好，而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内部而言，大学的职称继续贬值，行政职位继续升值；大学外部的认同问题更为严重，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对内地大学失去信任，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开始通过移民，为子女创造接受海外教育的机会，不能移民的，正在通过“洋高考”接受海外教育。

　　可以说，中国大学在国际大学的竞争中，日渐被边缘化。导致此种困境的原因，一是大学价值迷失，二是适合真理探索和人才成长的大学制度未能建立。在笔者看来，大学走出困境的现实路径是要从“心”开放，依据大学的逻辑管理大学，让学人成为大学真正的主人。

　　中国高等教育正在自我边缘化

　　事实上，中国的大学从1950年后开始脱离世界大学的主流，“文革”期间处于低谷。1981年后，随着思想解放，中国大学开始向正途回归。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促动下，一些大学对管理体制实施了一些变革，中国大学进入一个相对良性发展阶段。

　　但是，这个过程后来被中断了。1991年以后，大学的行政化问题日益加重，更多地将大学定位为官僚机构或文凭工厂。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一种新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表面看来很有效率，但实际上，由于权柄直接操在行政部门（学校内部的行政部门或政府行政机关）手里，对大学构成严重损伤。

　　在1999年大扩招后，中国大学长期以外延发展、规模扩大掩盖了体制与内涵的问题。原有的大学内部的体制性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还在“体大膘肥”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深了，越来越难以医治了。

　　2008年，不少人将解决问题的期望寄托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上。但是，《纲要》虽然也提出了“去行政化”的问题，却没有阐明大学“行政化”的真实根源，自然也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后，一些高校递交了改革试点的方案，但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除了复旦等少数大学有些举措外，这些改革大多仅仅是“书面改革”，甚而“报告旅行”、“文字游戏”，而切实推进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学却一再遇到阻碍。简言之，中国高等教育在全人类高等教育中正处在自我边缘化过程之中。

　　我们看到，在各种活动中，即便是处长、科长，也位列教授之前；教授争夺各类行政职衔依然成风，师生们更在意谁是什么“长”什么“主任”什么“书记”，而无心真正做学问，“裸教授”只能受到鄙夷。这股与大学价值相悖的风气使大学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大学的认同，而将大学当作一个争权夺利的另类官场或商场。这导致了一系列怪现象：真伪难辨，公信力下降；钱权横行，能拿到科研经费的人比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更吃香；虚实不分，认真教学、专心科研的教师比不上头顶各种名誉的人；批判无力，老师都不能批评学生，也不能互相批评，更不能批评领导。

　　来自大学外部的认同问题更为严重。据教育部统计，从2007年到2010年四年间，出国留学人数从14万多增加到28万多。又据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国务院教育及文化局联合发布的报告数据，中国每学年被美国大学本科录取的学生由2006学年度到2007学年度的9988人，增加到2010学年度至2011学年度的56976人，翻了超过两番；本科生在中国赴美学生中的比例也从14.7%增加到36.2%。加上赴香港及境外其他国家上大学的学生数，相当于当年恢复高考时所有能考上大学的学生现在都出国了。这一现实表明，《纲要》颁布后，出国留学的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迅速加剧，那些有见识或有一定财力的人显然对当前的大学改革已经失去信心。

　　大学的外部认同困境还包括，一些已经进入“985高校”的学生开始退学去考境外高校；一些已经进入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生，仅仅以这些高校作为跳板，以能远走境外高校。

　　由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大学质量关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安危。生源是高质量教育的首要决定因素，优秀生源大量流失，且愈演愈烈，必然影响中国大学质量。如前文所说，中国大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最大的危险还在于，目前太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

　　让大学回归真理追求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状况较之2005年10月所谓“钱学森之问”发出时，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在怎样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上并未真正形成明确的共识，众多中国大学依然处在迷茫状态。

　　造成当前中国大学困境加剧的基本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对大学应该是什么，认识得越来越清晰。而大学自身却依然受旧有体制、遗留观念的束缚，受到权力的腐蚀和绑架，难以自拔。公众对大学的认识和大学自身的决策者对大学的认识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反差。

　　中国大学要走出困境，首先就要走出迷茫，清醒地定位和认识自身。

　　从全球看，人类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什么是大学、如何发展大学有着清晰的认识：大学本应承载三重价值——学人的精神家园，学业和职业的基础，成人的幸福基石。

　　然而，自1950年中国大学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后，对大学规律的认识是不清晰的，甚至有些力量妨碍正确认识大学的内在规律。不少人以为，听指示就能办好大学，遵照行政指令就能办好大学，于是，大学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走进现今各大学，动辄以能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接着是钱抢人，原本应去探求真理和求解社会问题的学人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钱）淹没。即便某些人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所谓的课题，也很难通过考评这一关。大学的官本位、商业化严重侵蚀着大学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要谋生活、求学位、求职称、养家糊口的人，不得不进入抢与被抢的怪圈，很难坐冷板凳。他们每年必须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出版专著，才能得到这套规则的认可，才能评上职称。

　　心灵里沾满了铜臭味，染上了官瘾，成天惦记着升官发财的人，还能安心办学吗？教育界的人士必须摆脱名利的束缚，跳出官本位，不和行政级别连襟，才能潜心做学问，探求真理，培养人才。可以说，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才是大学应有的精神取向。这一切，有赖改革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依照大学的逻辑管理大学

　　在大学明确了追求真理和培养人才的价值取向后，还必须建立有利于真理探求和杰出人才成长的大学制度。

　　中国大学一边倒学习苏联后，就将高等学校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加以设置管理，又在高校内部复制行政科层体系，从而建立起一个过度行政化的大学管理体系。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1000多所公立大学，每一个大学都有正厅级、副厅级的校领导，加起来约有两万多人。这么多人不是教授选出来的，也不是学生选出来的，都是上级部门委任的行政官员。他们大多没有现代教育理念，对教育的规律懂得不多，常常只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导致管理制度问题成为影响今天大学教育质量的核心问题。

　　现有大学管理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权力学术，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真理掌握在权力较大的人手中。于是，权力较大的人既管理大学，又做学问，报课题，还作为学问的评判者，控制着学术的话语权，成了权力通吃的学术皇上。改变这一体制的核心就是要还权于学，将本不该由行政把持的权力还给学人，让那些走在学识和探求真理前沿途中的人随时拥有话语权。这就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说的“放权”，也是《纲要》所说的“去行政化”。核心是：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与科学管理。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人真正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担责，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大学就依然延续着扼杀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运转，不具备创造性和建设性，永远无法实现让大学走出困境的目标。

　　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是“还权于学”的重点，这包括学生学习权利、教师研究与教学的权利、院系管理权利和校长的权利，均贯彻以人为本、以学术为主导的法治和民主精神。如此，才能将大学作为大学，而非作为政府机关或商业机构来管理。行政为学术服务，而非行政凌驾于学术之上。这要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得到保障和规范。

　　那么，科学的大学管理应该将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作为第一依据、社会需求作为第二依据，依照专业社团的方式实施管理，依据大学的特性和内在逻辑管理大学。

　　如此，现代大学制度应该依据人的成长和知识增殖的逻辑，即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依据法律保障，授权与问责相结合，决策与执行相分离，使大学学人有责有权；依法民主管理学校。明晰高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由大学来办大学，教育家办大学，而非政客办大学。

　　只是，上述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并未有法律的足够支持。中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大学的法人资格仅在民事活动中发生作用，对于高等学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并未明确。第32条至第38条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事实上很难得到政府行政部门尊重。

　　着眼于现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妨逐步做起，近期目标可以确定为：第一，打破计划体制，实现学校平等竞争（打破招生分批次，校长论级别，资源分配论关系的局面）。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评办分离，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保障学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完善校内的民主管理。第四，明确学校章程（条例），各校依章办学。把学校建成知识分子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真正落实服务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策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有长远的发展计划和经历艰辛的准备。

　　从“心”开放

　　现在，还有不少人对现代大学制度怀有戒心。事实上，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经过几百年的探索、试错、博弈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之分。因此，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开放是中国大学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

　　哈佛理念中有一条就是学校教学和管理是为了学生实现其使命服务的。如果想办一流大学，其办学宗旨必然是张扬个性、大胆思维、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质疑，鼓励独立思维，标新立异，不唯权威、不唯书本。而不是千方百计地去束缚学生思维，给学生带上有色眼镜，划出太多的条条框框，培养唯唯诺诺失去个性的人。

　　全球化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外在环境，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自由主义。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是敏感词。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一种认同任何主义存在而又不偏执于某一主义的主义。如何对待自由主义是中国大学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核心问题。与自由主义对立就是与人类全球化的趋势对立；陷入自由主义的某一具体结论就会作茧自缚。

　　开放是大学本原的特征，是大学的生存机制，是大学学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适宜的路径。前沿大学都在生源、教师来源、学派关系、思想表达等方面呈现出开放的特征。培养高级人才和探究高深学问不可能在一个局促的环境里成就，惟有精神意识开放，才能在讨论、批判过程中促成知识增量的产生，才能培养人的问题意识和开放的思路。另一方面，开放是大学发展中关键的免疫系统，它的存在和运行足以消解大学中各种危害学术的观念、制度、行为方式及其他妨碍本真、健康的学术增量产生的因素。只能依靠更大程度的开放，才能让伪知识、伪学问以及有违学术规范的行为原形毕露，无存身之地。

　　生源开放是起点，师资开放是关键，双向、平等、全面开放是目标，价值开放是最高境界，学术自由是保障，开放的微观体现是人际的包容。

　　首要的还是大学精神与理念的开放。从“心”开放是大学开放“先立乎其大”的选择。包容、融合世界上一切优秀教育文化和大学发展模式，是再造和创新未来大学发展的基础。此外，大学精神与理念开放需遵从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向大学学人责任与权力的开放，立足于人类大学文化的积淀，超脱于权势和利益，由学人自主地沿着大学发展的轨迹迈进。大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专业性社团组织，必须建立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驰骋。每个学人都应勇于发起和接受挑战。每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在真理面前都是纯真的而非世故的，是虔诚的而非虚伪的。

　　大学精神理念的开放，集中体现在社会和政府对大学师生在追求真理、增值知识、成就人才上的充分信任。社会和政府应相信，学人能通过共同体内在的准则，处理好内部以及学人与社会等其他组织的关系，不必用大学的外在价值束缚学人对大学核心价值的自主追求。

　　学人的精神独立，应立足于独立思考，而不是成为物质和世俗权势的奴仆，更无需对社会采取追赶、逢迎、讨好的态度。为此，大学管理中要多些自主权，少些行政命令；多些民主评议，少些“一长制”。大学学人成为大学的真正主人，成为以中西文化为基础的独立思想者，成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创者，不再仅仅是打工者，尤其不应成为“搬运工”。

　　大学精神理念和思想开放不是无政府，而是要寻求更有效率、更符合大学特征的、更为严谨的管理，主要依据学术逻辑而非行政逻辑或商业逻辑对大学实行管理。开放在于使学术规范畅行无阻，承认学术规范是天下的公器，不可私用，也不可为一部分人所用。■

　　储朝晖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