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评价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其是否有效，而在于它是否传达了一种信息或者一种姿态。教育部日前公布的“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就是这样的政策。

　　前就业率的统计是各个高校自行上报的，没有独立第三方的数据。也就是说即使某个专业实际零就业率，如果大学自己不想停招，也有办法让就业率超过60%的，学生“被就业”并不是新闻。所以说教育部的政策并没有操作性。另外，就业率的定义也很模糊，到底是初次就业率还是半年后、一年后就业率。如此政策，其有效性还用论证吗？

　　教育部的官员自然不是糊涂，这项政策背后的意义并非真的停办什么专业，而是向大学的管理者以及公众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大学教育的指挥棒依旧是市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教育部则是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失灵时，出手调节。一句话，大学教育得听两个“老大”的，市场和教育部。我们之前的教育产业化，就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

　　诚然，教育部作为中国教育的主管部门，理应对大学的办学方向等起到指导性作用。而一个大学、专业是否是好的大学、专业，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就业率。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社会服务功能，其中包含的就是培养出社会急需之人才，一个专业如果毕业生无处就业，那么势必影响自己的招生，其必然结果是减招和停招。但是我们的大学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一个功能？如果专业的设置只看市场需求这一根指挥棒，那我们的大学就不是大学，而是职业技术学校，这显然是歧途。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1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即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且薪资较低的专业）中的前10个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如果按照上述逻辑，那么法学和数学等专业就面临被取消的可能，这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大学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19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中认为大学的功能在于提供“博雅教育”，目的在于“性格之塑造”，即学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之人。后来大学的功能又被充实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个紧密联系的内容。一个真正的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加工厂，还是一个价值观、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守护者，同时又是新学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

　　所以，能找到工作仅仅是大学教育功能很小的组成部分。而我们却将这个小功能放大为我们当下大学的全部功能，使得大学的精神更加功利性——缺什么生产什么。我们的教育宏观指导围绕市场转、大学的专业设置围绕市场转，连学生的学习也围绕着市场转。所以当年热门的法学、英语经过几年就出现人才过剩，变成了就业率低的冷门专业，这就是大学教育功利性的恶果。重视就业率没什么不对，但是大学的教育就是为了就业率，就是大大的偏差。

　　大学精神的异化不仅仅表现在专业的跟风式设置上，还同时表现在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上——校长有行政级别，设什么专业、开什么课政府部门说了算。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历经多年，为什么未见起色，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的纠正仅仅凭借南方科技大学等几所另类大学的出现就能实现的，而是自上到下整个社会对大学精神的再认识。

　　大学精神的回归，首先就是大学的事情应该大学说了算，大学专业的设置也应以教育的性质、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大学的老大应该是大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