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再一次唤起全社会对校车安全的关注。事实上，在近年来各地不断倾覆的“血色校车”中，那些不幸逝去的可爱生命，早已不断警示社会和政府，校车安全重如泰山。

　　来看此次事故，最令人遗憾乃至愤怒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安全责任的严重缺失――对校车超载长期坐视不理，却称在检查中没有发现超载现象；出事校车经过私自改装，却依然得到“相关手续合法”的认定。痛定思痛，如果事发前有关方面恪守监管责任，或是对家长反映的超载问题予以重视，或是认真督查幼儿园校车运营状况，只要把住了其中任何一个安全阀门，悲剧都可能不会发生。

　　去年7月1日，国家出台了首部校车强制性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其中明确禁止超载，并对校车的安全“标配”做了硬性规定。比如，小学生校车每座必须配备安全带、安装“汽车黑匣子”，至少设两个应急出口等。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却在不少地方遭遇执行难甚至不执行。校车标准颁布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南衡南校车坠河、河北迁安“最挤校车”、湖南邵阳沉船事故等悲剧的不断发生，肆无忌惮的超载、风雨飘摇的校车一再成为摧残孩子生命的“黑白双煞”，相关部门公共责任的软肋显露无遗。

　　这样的尴尬现实也在告诉我们，确保校车安全，经济条件固然重要，标准提高固然迫切，制度规定固然必要，但最关键的还是政府部门要有责任意识，把校车安全当作如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一样的大事要事来抓，当作政府责任的一项硬性指标来完成。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其执行力度和效果肯定会完全不同。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校车安全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得益于政府在公共政策中把校车事业置于优先乃至“特权”地位，在资金配置、司机培训、校车质量等方面处处体现高标准、严要求，比如，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40倍。照搬外国做法，苛求遍地跑着比悍马更坚固的校车固然不现实，但大力扶持校车事业发展、全面改善校车安全状况，无疑是各级政府的努力方向。

　　当然，让校车安全成为政府责任的硬指标，不能仅靠现实的压力和官员的觉悟，治本之策还在于建立长效机制。这就需要把校车安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建立严格细化的问责制度，建立各部门协同治理的机制，使校车安全责任真正成为高压线、硬杠杠。只有这样，才能于常态运行中确保每一辆校车、每一个孩子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