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郑也夫，汉族，无党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1982年获哲学硕士。1985- 1986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主要学术兴趣为城市社会学、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以及消费批判与快乐研究。

　　中国教育病在何处？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的教育是患了病。如果是这样的话，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病在哪里”。

　　多元化需求导致教育发展

　　长期以来，关于发展教育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极力支持乃至鼓吹发展教育，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总体教育。另一种声音则相反，对上述声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我本人就是持这种观点。这种批判的声音从几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是质疑扩大教育(特别是扩大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要讨论教育发展和对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关系是模糊的，没有清楚地看到二者极其强烈的相关性。如果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案例来讨论这件事，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什么？中国30年经济发展主要的原因，前三项都排不上教育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调整，经营的自由，给了所有人经济上发展、经营的自由，民营企业大规模发展起来了。第二个因素是大量资本的进入。第三点是廉价劳动力。教育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模糊的。如果算是其中的促进力量，跟这三个因素相比，也应该是次要的。

　　教育跟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清晰到对收入的帮助，一个是对能力的帮助。

　　教育为什么大规模发展起来了？这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事情，非常值得探讨，这是因为广大民众的需求吗？民众还有很多别的需求，比如民众有住房的需求，民众有看病的需求，这些需求为什么没有得到满足？

　　教育得以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应该说是更为多元化的需求导致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教育的发展其实应该是一种合谋，这个合谋应该夹杂有民众的需求，有院校的需求，有高层管理者的需求。教育发展了，院校很高兴，特别是院校领导更高兴，扩大规模了，人权和财权扩大。高层领导可以认为这是他的政绩。

　　这种合谋在短期内可以造成发展是无疑的，但是它的后果是很令人担忧的。其最终会刺激每个家庭的“军备竞赛”，就是在教育上要更大投入，让孩子夜以继日地干，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干，就要认字、学算术、学英语，这样的“军备竞赛”实际上就是牺牲能力的培养，专门服从于分数。这样的教育“军备竞赛”过于惨烈，导致的教育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尤其严重。

　　再说下一个现象，高学历的膨胀。过去读一个大本，学历就已经很高了，现在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我们有全世界罕见的现象，有大批的人带职读博，读博看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捎带着就可以把博读下来，这对博士不是极大的侮辱吗？我的一些北大同事在美国读博，他们说在美国的高校里有这样的口头禅，“读博就是下地狱”，读博实际上是苦不堪言的，要读无数的书，而在我们这里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干着局长、副局长的工作，就可以把博士学位拿下来，你这种举动是对你的工作的亵渎，你的工作这么简单，还可以去读博？也是对博士学位的亵渎，你干着这么重的公务员的工作，就可以把博士读下来？这是双重的亵渎。

　　独子政策导致教育难以分流

　　中国教育的变形最严重，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独子政策。比如说家长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很溺爱孩子，你给他做工作，让他不要溺爱了，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教育竞争惨烈，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家长在背后作为推手。其实全民教育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不要让更多的孩子卷入长久的竞争，应该在早期就做一个分流，德国的教育是在10岁左右完成这个分流，10岁以后，有一部分人读文法中学，读文法中学的很大一部分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还有一些人之后接受职业教育。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发了一个小问卷给我的学生，我说你现在上了北大，你在10岁的时候，在学校是什么样的排名？绝大多数的孩子在10岁的时候，在班里就属于前5%—10%。如果受相等的教育，10岁的时候有可能就可以看出潜力，德国人是做事很细致的，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他们在10岁的时候就搞一个分流。

　　中国教育现在没有这样的分流，但是过去我们有另一种分流完成得非常漂亮，过去我们是多子女家庭，在一个家庭中，我有好几个孩子，在几个孩子的教育中就搞了分流，而且家长看得非常仔细，不是看一次考试，而是多年的观察，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分流了，这是兼顾了孩子们的潜力和意愿。当然也有家里经济负担能力的问题。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了，你能把一个孩子给劈开吗？因为我们国家是独子政策，所以我们没有分流了，社会上又没有分流的办法，然后就把大家都驱赶到这边。这就是竞争过于惨烈的原因。独子政策执行这么多年，中华民族对世界做了一个伟大的贡献，由我们来买单，这个单买得太沉重了。独子政策造成了孩子性格极大的缺陷。现在大量的孩子在性格上严重缺陷，不能自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

　　有人说国策有这么大的弊病，国策有没有好处？政策制定者认为好处巨大，减少了人口，节省了资源。资源真的节省了吗？我们算算账，养两个孩子的开支是养一个孩子的几倍？我可以说，养两个孩子比养一个孩子便宜。你别只看短时间，不是说你把孩子带到15岁或者带到18岁就算完事，他来到这个世上，不到七八十岁他是不会离开的，他从0—15岁的时候造成的习惯都是高消费，他自立以后，他还是高消费。我们且不说后段，就说前段，养一个孩子有很多极为荒诞的消费，养两个孩子很可能就没有这样荒诞的消费。就说短时段，1—15岁，养两个孩子的成本会比一个孩子高多少？大家可以琢磨一下。更不要说许多家庭养一个子女，是把一个高消费的人群带到了这个世上。如果是多子女，带到社会上的是勤俭持家的成员，二者的剪刀差的相差不是一星半点，这个相差应该是巨大的。我们过去老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的民族，刻苦耐劳的美德已经不复存在，刻苦耐劳的美德被摧毁的原因也不是一条，但是我想独子政策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使得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刻苦耐劳的美德消失殆尽，这个损失是无与伦比的。

　　独子政策对孩子性格造成这么大的缺陷，同时要获得的红利也并没有得到，你并没有节约资源，反而是浪费了资源。所以我们应该深刻反省。首先要说明一点，我并不反对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可以宣扬，而不应该强求，国外就是这样，政府说希望大家少生一点，但是并不强求，这是一种计划生育的路子，在人家那里也行之有效。还有一个计划生育的路子，假设强求，生两个也是计划生育。我们刚刚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如果只允许生一个的话，就是你管住了善良的人，剩下的人你也没管住。

　　教育要不要扩招，应该是社会的合力决定的，有一方认为要扩招，有一方认为要慎重考虑，双方进行争论。扩招了要新盖校舍，开发商很高兴，政府很高兴，有考生的家庭很高兴。学校本来对这个因素应该给予制约的。高校要看重的是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但是我们的教育管理者是贪婪的，他只追求学生的数量，没有制约，不考虑生源素质。再一个就是高学历的好处，拿着高学历，在社会上的好处是大大的，这是荒诞的。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教育畸形的膨胀，导致学习过程的变形。

　　高校宽进严出是最佳指挥棒

　　怎么医治中国教育之病？第一，有识之士们要大声疾呼，早日取消独子政策。取消了独子政策以后，社会上不参加高考的人的比例就会慢慢增加，就会在家庭中产生一个自然而然的分流。我们还要为分流做扎实的铺垫，而做扎实铺垫的办法就是提升技工的薪水和社会声誉。

　　其次就是取消小学和中学的重点学校。所有的小学和初中，政府投的资金按学生人均投入，一律平等，学校的硬件一律平等。这事不难做，只需要提升条件不够的学校的水平。公民要给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让中小学的硬件成为同一水准，让所有中小学的老师的薪水一致。完成这个平台、薪水平等的工作之后，就要有大动作了，实行教师轮转制度，三年轮转一次，这样就彻底打消了大家对重点学校的追逐，让孩子们受到真正平等的教育，就近录取。

　　取消重点中学的好处非常大，一个是断了恶性竞争，第二个是让大家受的教育水平是接近的，这对高中以后筛选人才，对于筛选机制发挥威力来说，有莫大的好处。他们受的教育是差不多的，让我选谁的潜力大，从这些人中选出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说来的一部分人是开小灶的，他会严重干扰我们的筛选。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打破重点学校的划分，特别是重点小学。能不能打破？我认为很容易。但是也很不容易，因为有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以后，他的孩子也要进入一个完全普通的学校，周围什么人都有，还有农民工的孩子，他不愿意，他就要让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以后，他有把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

　　高校要宽进严出。中国以前的高校政策是严进宽出，严出就是很多人进了大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毕业证。让一部分人拿不到学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在给了一个指挥棒，给了一个交通灯，让很多盲目地要考大学的人就知道，就是混进去了，也可能毕不了业，那我还考进去干什么。学历证书是一个指标，可以证明你的能力，现在证明不了，所以高校要提升这一指标的含金量。我们在抑制学生盲目高考的时候，有两道关卡可以抑制，一个是就业市场，如果大量的人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信号让你不要盲目进大学，另一个信号，就是你能不能拿到毕业证，就是宽进严出。这两个信号会反馈到高中生、初中生群体中，使他们作出慎重的选择，避免盲目性，避免进入一个大的竞争的洪流。方案的设计不难，但是操作起来难乎其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高校不会让学生不毕业，都是敞开大门毕业，这事就不好办了。他们犯了渎职罪，他们不敬业。

　　博士公务员升迁应减分

　　硕士、博士的竞争日益严重。按理说，大学就不应该有挂职读硕、读博的现象，没有任何兼职和工作的学生来了之后，我有时候对他们都不满意，觉得他们学习跟不上，书读得不够多。你挂职还读？我要求你读的书都读不过来。但是我们不能对学校寄托希望，让他们取消挂职读硕、读博，学校管理者的肩膀都很软的，有官员要读，他是挡不住的。我宁愿寄希望于官僚，寄希望于官场。我建议在官员晋升的阶梯上，要设置一个规章：读博士学位的人要想升迁，博士学位不是一个正分，是一个负分，我也不难为你晋升，但是抛开学历不管，两个人都是20分，有博士学位的人就减2分，变成18分，如果你是23分，人家是20分，减2分你还是比他高，就可以用。有博士学位不加分，要减分。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度呢？

　　我认为书读得多，对于从事管理工作，对于做中高级公务员没有任何帮助，包括对做初级公务员也没有任何帮助，我认为只要受大本教育就足够了，充其量读一个硕士。读一个博士不但对你做公务员的能力没有帮助，还有削弱，因为你读成一个书呆子了。总体来讲，书读多了以后，要运作权力是不能胜任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学习的黄金期，学习的黄金期就是18-23岁左右，再扩大一点，也就是到二十六七岁。学习的黄金期在打下了一定的教育基础以后，要想做公务员，应该迅速进入现场、进入实践。大本毕业以后就进入基层，做一个副乡长，或者做一个干事，然后晋升副乡长，然后是乡长，然后是到县里工作，然后是副县长、县长，这是优秀的履历，提升的时候有非常好的参考意义。相反的，在二十一二岁到二十八岁的时候一直在读硕、读博的，没有副乡长、乡长、副县长、县长的经历，你怎么晋升？你没有这样的历练，这段时间的历练是非常要紧的。做官、做学位，是两股道跑的车，一个优秀的官员是另一种素质，要求情商非常高，要求感觉非常敏锐，要求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要求能跟人谈判，能跟人合作。要求能够妥协，要求能够体察民意。这些东西都不是读书能学到的，都是要真正去工作，最后让你变得很干练。干练是怎么来的？干中锻炼出来的，你就在那里翻书，你怎么可能干练？

　　最后一点就是对考生、家长提一些希望。家长要给考生制定一个明智的策略，要选择合适自己的道路，要珍惜孩子的兴趣，要避免厌学，如果厌学了，他就被毁掉了。我给你制定一个策略，就是在开始的时候领先很难。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考一个好的高中，考一个好的大学。后来居上很容易。为什么很容易呢？假设你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使太大的力气，你保留了自己的兴趣。让自己还没有厌学。你对学习继续保有饱满的热情和兴趣，你后来超过他们很容易。

　　在教育的问题上，个人选择了正确道路，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