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儿童医院，测智商的学生已经预约到了11月底，原因是一些老师要求差生进行这一测试。这一新闻有似曾相识之感。翻检旧稿，早在1995年，我的一篇文章就议论过北京市一些小学对“差生”推行测智商的做法。学校要求一些孩子测智商，说的是“开个弱智证明来”，而且交代“医生问什么全说不知道”。这样的测验，弱智自然是成群的。学校说，“弱智证明不放档案，但毕业考试成绩不及格也可以升学”，而实际上“弱智证明是和升学率、及格率以及教师的奖金挂钩的”。

    在网上搜索，可见这样的做法遍地开花。这两天，媒体报道无锡的“差生”被测了智商；稍早一些，媒体报道广州白云区穗丰小学组织了13名学生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测智商；去年1月，重庆晨报报道该市渝中区一所小学也组织了“差生”到医院进行智商测验。

    报道中，无锡已经出台禁令，“坚决制止和纠正要求对中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的错误做法”，称要对存在此类错误做法的学校和老师在各类评优评先中“一票否决”。但我也知道，1995年媒体报道北京有学校组织“差生”测智商后，教育部门也进行了禁止，然而，结果如何呢？今年8月检察日报报道，北京仍有学生在暑假前被学校要求测智商，称这样就能使学校对学生教育“对症下药”。

    让学生测智商的做法，在多个地方屡屡出现，原因都是一个，学校或老师认为“差生”拖了后腿，而智商测验分值低，“孩子的成绩就可以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这样老师就能够通过绩效考核，学校也可以统计出好分数。

    教师和学校为了奖金而对“差生”进行定向排斥，当然是重大问题，医院能够随便开出“弱智”证明，也堪称奇观。然而，教育主管部门不去改变其“绩效考核”的方法，保留“智商低的学生不计成绩”的条款，又何辞其咎？教育主管机关、学校、教师以及医院，都走上了向学生批发“弱智”称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色。

    没有谁反省自身，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大吐苦水，诉其委屈。“弱智”帽子大批发的现象后面，有着如此中国式的景象。教育主管机构会说绩效考核之必要，而除开弱智学生的成绩又可以使绩效考核实事求是。学校和老师会说，绩效考核太严格了，拿不到绩效奖金是多么冤枉。医院则要说自己是何其无奈，家长就要“弱智证明”，甚至学生就是“问什么全不知道”。于是，一个荒谬的事情，经过多个方面联合完成，却没有哪一方觉得自己有问题。

    教育原本是使人获得发展，义务教育原本是给人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使各种才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条件。然而，我们的教育不仅只肯定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而且发展到将部分学生钉上“弱智”的标牌。这样的教育，说它违背了宗旨，已嫌过轻，准确地说，这是作恶。“弱智”的称号后面，学生是否弱智，真真假假，其中既有才能的扼杀，也有失教的责任，还有隐私的暴露。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发展到出现作恶现象而不以为意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会如此变态？

    近来，教育的新闻还有不少。西安一所小学专门发给“差生”“绿领巾”；包头一所中学专门配备给“优生”“红校服”。这些做法，据说“初衷”都是不错的，用以激励学生上进。社会歧视是绝对的丑恶，教育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是阳光的事业，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教育机构竟能想出各种招数给学生印“红字”，给学生打上优劣标记。弱智证、绿领巾、红校服等等，不过邪门到耀眼，像座位按分数编排这样的做法，行之广泛而且行之已久，有哪个学校、哪个教育主管机关认为不妥当呢？甚至整个社会都已对此视而不见，连异议都不会有了。

    在“激励上进”、绩效考核的名目下，教育机构生产歧视，明目张胆抛弃一些孩子，公然将平等教育原则置换成“优劣分等”，这是教育的悲哀。而整个社会对教育机构的歧视行为感觉钝化，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多么习惯于歧视的存在。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