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就说过：“有教无类。”中国现在的教育实在相差太远，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分配严重不均衡。其实有些资源集中以后，总体资源反而变得更少了。它会产生各种现象，包括扭曲这种社会动机。如果大学之间平等竞争的话，那么三流学校也可以成为一流，但是如果国家划定一流大学就那么几所，大学之间没有公平竞争，那么这些二三流学校就没有希望了。这样我们的“国内一流”学校永远只有那么几所，而且这些学校因为缺乏竞争，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经常讲自由、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它们之间更一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不可能促进效率。
中国目前可以说在所有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平等问题，尤其是教育这个方面。尤其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特别强调教育，教育对于决定人的一生确实很重要。也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强调家庭，所以特别强调孩子的学习，都把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尤其下一代的教育上，而不同家庭投入教育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这样一来，和中国本来就不平等这种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教育不平等尤其严重，教育平等的呼声尤其强烈。
这种不平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经常说，孩子是这个国家的明天，这句话一点没有说错。孩子教育不好，这个国家要出大问题。教育不平等在中国体现在这两个极端。农村的孩子可能得不到任何像样的教育，城市孩子的教育则严重营养过剩，各种各样的班，奥数班、英语班、各种特长班……营养严重过剩，吃成个胖子；或者饿死、或者撑死，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各种各样的门槛，其实把城市的孩子折腾得也是筋疲力尽，最后这两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这样下来，这个国家的前途是非常堪忧的。
即便在城市，即便在这种资源过剩、至少不缺乏资源的地方，将来这些孩子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能否成长为合格的公民？我们都期待这个国家将来实行民主宪政，但是这种成长模式给他们心理的影响，从小就培养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能让他们成为民主宪政国家所要求的一个起码合格的公民吗？
[ 盛洪：他没希望了，成为伪民族宪政的合格公民。]
张千帆：城市的孩子都要得什么奥数第一、年级第一，将来进哈佛、耶鲁，都在想这个，做一个十几亿人之一的公民，这个能给我带来什么？农村的孩子则完全是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这种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的危害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它的危害之大，或许不亚于“文革”。但是中国今天谁还在乎几十年后这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国家领导人都在忙十八大，忙完了也是两届十年，只要这十年当中不翻船，不带来麻烦，就万事OK了。所以我们国家领导人对于远景的考虑就是十年，更何况很多地方官员，包括我们平民百姓，可能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在教育上，存在众多各个层次的歧视。现在不仅是大学招生平等问题，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做这个课题，这个领域的歧视很严重、很明显；以前从考分就能看出来，现在考分没意义了，因为各地方试不一样，考分看不出来差别，但是歧视状况并没有改变。大约只有一半省份的考生参加所谓的全国统考，通常是不发达的省区。京沪等发达省市考自己的高考。清华、北大录取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没有考试，你说到底平等不平等？根本没法说，因为标准不统一。但是大学招生的指标体系仍然存在，指标在各省分配严重不平等。中学、高中教育乃至小学问题更大，甚至幼儿园都是不一样的。我经常听说，连北京的居民都说上不起幼儿园，因为中小学毕竟是义务教育，幼儿园完全自费。
[ 赵旭：现在大量在居民区里面的托儿所，现在要搬进托儿所]。
[ 秋风：黑学校，黑幼儿园。]
[ 赵旭：现在昌平区出了一个决定，要不在居民楼里面的幼儿园都关掉。]
张千帆：关掉前，你首先要有替代，不论质量如何，至少要为家长提供一个把孩子放下的场所，这样也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措施有点不可理喻，把它先关了，之后相应配套的又跟不上，就像拆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它为什么会这么做，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探讨。这次没有请他们有些当事人来，当事人了解的更加清楚。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国家近年来、尤其是近十年不到的时间，一方面公民的平等意识在提高，但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化的歧视，在不断强化歧视。个别领域变得更好，比如以乙肝歧视，从学校录取到公务员，各种各样的企事业就业在逐渐取消歧视。现在也有一些反对歧视爱滋病方面的活动，可能以后在这个方面的歧视也会有所减缓。
[ 盛洪：这个道理，我觉得它的思路是随机的，就是说全市的，还是老百姓的，都是随机的。]
张千帆：它确实不触动非常大的既得利益。但是打工子弟学校也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既得利益，最起码它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要把它给关闭了？我觉得这和我们政府部门在近几年总体思维趋向保守有关系，一种歧视性的回潮。当然，歧视在中国是根深蒂固了，只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向农村开放，它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自己是在放开歧视，所以说打工者就来了。其实他们来到城市，受到的待遇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毕竟能进城了。现在大城市开始觉得这些人在挤占这个城市的资源，无论是教育资源、就业的资源等各类资源。所以现在又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变相赶他们走，这当然这些都是拿不上台面的事了。
[ 赵旭：那个打工子弟学校存在以后，反而不挤占它的空间？]
张千帆：它就是希望这些人走。
[ 秋风：驱逐他们的父母离开北京，这是他们的目的。就通过这个东西，要把他们驱逐出去。]
[ 冯兴元：影响城市形象。]
[ 赵旭：那就更方便了，把他的父母都赶走了，然后保姆也没了，什么也没了，那就好了。]
张千帆：现在北京不缺这个，可能供需关系到了这样，廉价劳动力供大于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过来，城市管理者认为他们造成城市拥堵，甚至加剧城市犯罪。
[ 赵旭：农民工在北京最多造成空间的问题，不会造成交通拥堵。]
张千帆：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它背后真实的原因，这种趋势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但是中国目前这种总体上的社会格局，既得利益肯定是属于强势方。如果说本地的居民也作为既得利益者不支持他们，本地的媒体呼声也不强烈，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大城市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对来说闭关锁国的这么一种状态。
要问这个国家理想的教育资源分配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图景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凡是出去到其他国家看过的，都知道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教育资源这么高度地集中，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资源。如果说要我们提方案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从大学到中小学，都要保证公共资源的基本平等。现在中国什么都争要创世界一流，我看排了半天，北大、清华还是200名开外，国家每年投入这么多，我看成效不大。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学校应该完全平等，从硬件、投资到师资的分配，应该完全平等，这样才没有什么择校。为什么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择校费，择校费却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每个城市只有那么几所像样的中学小学，资源过度集中。北京的教育资源够丰富了，但是我想不超过10所中学真正拥有优质教育资源。
[ 盛洪：其实很多的好学校不是真好，只是所谓的名好，其实全是虚幻的东西。不管是大学，还是所谓的中学，所谓的好学校，这是我经历过的。你看北大、清华是被强化的，北大、清华有多好？]
[ 赵旭：因为好学生愿意进那个好学校，好老师愿意进那个好学校，然后它就变成真的好学校。]
张千帆：我觉得中小学对这种择校非常明显，普遍以考取北大、清华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去年某个高中考取清华的人多，立即就受追捧。这样资源自然就更多，老师的工资也高，所以能请更好的老师，有了名师又能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要打破这种格局，有时不得不靠国家强制。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格局是因为自由竞争造成的，它恰恰是国家不适当管理和干预造成的，但是自由竞争也会造成不平等。人类自由是天然的，平等则可能要强迫才能实现。但是义务教育的自由和平等并不矛盾，你可以要求平等，同时允许自由，这两者不矛盾。你可以允许非常精英的私立学校，每年爱收多少就收多少钱，但是国家必须把义务教育做好，而且义务教育资源至少对于同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无论他居住在什么地区，是城市中心还是在城乡接合部，都应该一律平等。不同城市之间，包括城市跟农村之间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应该基本平等的。一旦义务教育出现不平等，显然是国家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平等的义务。现在农村会面临一些困惑，比如说很多子女跟着父母到了城市，不得不兼并很多学校，学校离家太远，导致很多学生要寄宿这些现象。甚至有些地方，我听说一个学校七个年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再加上托儿班，加起来才三四十个人，老师从幼儿园教到六年级。合班的现象我在加拿大也看到过，但是绝对没这么夸张，顶多是两个年级合在一起上，从来没有像我们这边面临这么巨大的农村生源的压力。这种现象就是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弄得那么差，造成这么大的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变成没人想去的地方，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原则上，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政府的惰性我们都知道是巨大的。如果你给它出个馊主意，可能马上就采纳了；如果你给他一个对这个国家真正有利的方案，譬如怎么促进教育平等，要它采纳往往比登天还难。
我再补充另外一点，就是歧视不一定要造成什么物质的后果，歧视本身就是恶果。在美国1994年的那个校区隔离案中，沃伦法官说；不平等未必是软硬件的实际的不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本身就足以对人的心理就造成一种畸形影响，譬如毫无理由的优越感或自卑感。你去问问那些城市的孩子，对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村小孩怎么看，你得到的答案是清一色的鄙视。这种看法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长期维持这种状况，必然的结果是城乡两重天，中国真的会变成一个分裂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彼此是没有办法融合和沟通的。
谈到效率，我觉得我们的发展速度不能简单的跟效率等同起来。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效率”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但是中国式发展根本不管大多数人如何；就和奥运一样，只管拿多少金牌，根本不考虑全民体育素质。在教育方面，大学现在越来越精英化，比如北大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中的精英；也许我们的形象上去了，也许若干年后折腾出个什么奖来，这就是教育的政绩，至于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所谓“效率”，这种“效率”显然是很危险的。
[ 盛洪：它有点像铁路那样追求世界速度第一的理想。]
张千帆：把这个社会分割以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些人不能自由交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一些常识性判断。托克维尔说的法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社会各阶层分裂之后，彼此之间失去了起码的好感，各个孤立的人群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身上。
所以说，最终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它包含着本地对外地的歧视，光是一个民主宪政的一般框架不一定能够解决。因为有时候像从多数报纸上可能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但是最终我想，它涉及的还是这个国家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你一定要通过某一种方式，当然在一个制度不运行的国家，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但是你要通过某种方式，要让他们行动起来。
[ 盛洪：让谁？]
张千帆：让国家大多数人。不是当权者，当权的既得利益放在那儿。现在整个民族都图那点虚的面子，就只要看那个尖子；好比一座建筑，就看顶上一点，下面腐烂一片也不在乎。
[ 盛洪：但是大多数人怎么行动呀，要不像利比亚，就是这样，所谓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
张千帆：也不一定吧。当然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资源是极其稀薄的，几乎没有。但是毕竟像媒体、网络还是站在他们这边。但是也许网络受到了控制，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强烈的反响，也高峰已经过去了。如果北京市民能够发表一点意见，如果这种政策直接侵害了北京市民的利益，那么社会反响就会不一样，政府部门想这么做也要三思而行。
[ 盛洪：那块跟北京市民没有什么关系，侵害他们干什么。但是我们幻想的是大家有一个人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或者别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我们应该怎么看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他们关他们什么事儿，哪天受到什么侵害。但是这个是个别的。]
其实我跟千帆想的差不多，但是我只是说，或者这个统治集团还有所谓英明人士，或者他们就完蛋了。我就这个观点。英明的愿意听了，他可能接受，他可能挽救这个问题。没有英明人士，那它就完蛋了。只有这两种，我也没有更多好的想法。]
张千帆：这个完蛋可不止是一个执政集团的完蛋，而是整个社会也跟着一起完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