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受的教育力图将我塑造成另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 ——卡夫卡

　　近日，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2011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几十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张维迎还说，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升。“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走过来，都培养大家在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开学季不仅迎来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扫荡，和教师节的送礼高潮，也迎来了此起彼伏的学生自杀浪潮。前些年，当一个13岁女孩决绝地跳下教学楼殒命后，那位有着数十年教龄的老师一脸茫然：即使真的没有犯错，不就是写个检讨认个错么，怎么那么想不开……在许多人看来，羞辱的确算不得什么伤害——“毫发无损”。中国教育的这种麻木是因为人格的缺席。

　　人格应是外来词语，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人格与个性并列。而个性与叛逆总是连在一起，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人格首先是独立的产物，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中国启蒙运动先驱梁启超曾说：没有独立的个人，就没有独立的国家。

　　个性是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的个性同样是唯一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一个盛开的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种个性差异使社会变得五彩斑斓多姿多彩，个性出众者叫做帅、酷。

　　个性是人的一种自我表达。教育从个人的道义角度讲，应当是培养个性，但从被社会扭曲的功利角度讲，教育往往成为培养劳动者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只剩下授业。在《长江7号》中，周星驰反复叮嘱孩子：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中间，作为一个父亲，周星驰从来没有想过孩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的教育有将人“器化”的强烈企图：孩子不好好学功课，叫做“不成器”，看重一个人叫“器重”，等等。对人的器化就是对人的物化，乃至无私无我——丧失自我。自我意识的丧失使人失去主体意识，人随之彻底物化，变成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在一个机器化的工业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要为将来进入工厂作准备，群体化洗脑教育成为机器社会的孵化中心。经济学家桑巴特讥讽说，“灵魂应该留在入口处的衣帽间”。在工厂模式的体制教育中，人只是一个批量生产的产品，所有的组织和制度，乃至“军训”都是为了培养一个完美的工作机器;学校—工厂—监狱，三者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填平，整个社会都基于统一的美德：守时，服从，重复，存储，删除，再加上惩罚。学校兼具监狱与工厂双重功能，为工业化国家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机器人和廉价劳动者。对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源，无论国家还是资本家，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劳动力产出。

　　从写作文的那一天起，每一个中国人都学会了撒谎。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人格教育，而且在不遗余力的扼杀人与生俱来的天然个性。中国教育因此成为十分功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南辕北辙。对独立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褫夺使教育蜕化为劳动力生产线，一个个被阉割了个性的劳动者源源不断的从教育这个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为全球化经济提供最廉价最安全、也最没有民族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世界首富乔布斯创造了“苹果”，但几乎所有的“苹果”都出自富士康120万中国青年的血汗之手。120万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中国人抵不上一个乔布斯的大脑，或许是因为中国人长不出那样的脑袋。

　　学校本来是培养社会文化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几千年人文精神的传承，体现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以政治代替哲学，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灌输代替思考，使人的大脑被体制系统屏蔽，在不断的灌输和洗脑过程中，人天然的会思考的个性被扼杀于无形。

　　丧失个性的人对社会缺乏附着力和责任感，“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社会文化因此变得万马齐喑黯然失色。一群毫无个性的人更像一群工蚁，为劳动而劳动，再进一步就是为吃饭而活着。人格不在现场的人自然也没有权利意识，他只是死气沉沉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学校教育失去了塑造社会文化的功能的同时，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交流替代了教育形成的上下代的文化传递，社会文化发生了严重断裂。

　　人格包含个性、气质、性格等多重含义。从家庭教育来说，父母如何对子女进行人格教育也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事情。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正直善良诚实等那些千年不变的人生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实用潜规则。

　　在中国当下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都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生活，这种道德人格是严重分裂的。但潜规则下的功利主义并不具备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正当性。当功利主义被社会奉为“硬道理”时，崇高和伟大必然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道貌岸然的宏大叙事，最后成为价值虚无主义，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同时也被虚无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文化的信仰危机。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启蒙运动，把后代从皇权专制的愚民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是那一代人的民族理想。但从中国当下不受监督制约的官本位社会现实和产业化行政化的教育现状来看，90年后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尚未完成启蒙。

　　在一个没有启蒙的社会里，我们能对孩子的启蒙——教育——抱多大希望呢?公民、法治、思想、自由、权利构成一个社会的正常人格，将太监文化与流氓文化彻底驱逐出我们的社会文化，让诚意回到我们身边，教育才能是一项关于人格的事业。

　　重新从社会文化着手，确认人性自由的正当性，抑制并批判功利主义，重建人格教育，将教育的意义确定在培养一个健全人格上，这个社会才是人性的合理的。有人说，谁控制了孩子，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思想，谁就控制了人。但教育不应当是控制，教育是一种呵护和栽培，教育的道德前提是对孩子的爱，是对未来的期许，是对人自身的尊重。

　　从药家鑫到李天一，他们并不是中国教育的孤本，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批量制造，他们是中国教育的标准产品。当一个中国孩子一遍大骂美国霸权主义、并为911感到无比高兴，但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去美国留学而兴奋不已，“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人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标本，不是脑残，就是人格分裂。在缺乏公民文化与良知思想的中国教科书中，有一道题：美国为中国修建清华大学，并资助中国留学生，其目的是什么?可供选择的答案有：培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扶持中国教育、提高中国国民素质、发展中国科技水平，等等;事实上，唯一的正确答案是——“文化侵略”。

　　在2011年的达沃斯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指出，当下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不是笑话：为了以工程发包来谋取公款，社团干部开会研究这笔巨款的用途：是来修建一座学校还是修建一座监狱。意见一直不统一，最后社团大佬一语定乾坤：你们还有机会进中小学么?于是很快意见达成一致：修建一个五星级花园式干部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