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不发文凭，一方面，今天从大学毕业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的学生，能有多少可以证明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上过大学，而确有才能的人们，他们在文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为自己的才能提供证明?文凭不能为教育提供确实凭证，但却又被当作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凭证，这岂不是一件既讽刺又不幸的事情?

　　今天，大学机制的主要功能便是颁发各种文凭，而工作市场中的稍好一点的机会无不以某种文凭为基本条件。颁发文凭让大学实际上掌握了几乎垄断支配工作市场机会的权力。今天，大学的重要性一大半来自它颁发文凭的权力，在以文凭为主的大学体制中，当然有许多以传道解惑授业为志业的教师。但是，人们也常发现，大学文凭所能证明的无非是大学毕业生在学校里度过了4年或更多的时光。大学颁发的文凭是真的，但证明的东西却虚假不实。这样的文凭也就成了真的假文凭。

　　不久前，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某大学英语系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她是到美国来进行毕业实习的，准备一面在快餐店打工，一面学习英语和实地观察美国民情。她应该是她同学中比较优秀的了，但是，她却连美国的入境表格都无法全部看懂。她告诉我，在大学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师为了让所有的学生能够准时毕业(这是学校的要求)，对每个最后通不过考试的学生都作了特别的“帮助”。

　　自从有文凭以来，便有进学校只为文凭，不求知识，也就是“混文凭”的。大学成为一种体制以后，就一直有这个弊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一书中，把“体制”确定为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这是在12、13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古希腊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辞、哲学方面都有很好的教学成果，但他们并没有大学。像苏格拉底这样伟大的导师，他是不发文凭的，到他那里求学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凭的。哈斯金斯写道，“今天，一个学生假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他肯定会要求一个证书，一个能够证明这段学习经历的有形的，外在的东西。”

　　我认识一些教授、学者，他们自报家门时常常会强调自己是师承某某名师，虽然他们在学期间也许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名师”几面，或者鲜有当面受教的机会，他们的师承都是用文凭来证明的。在今天的大学体制中，这就足够了。这些教授、学者成了“导师”，也就常常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生，每年授课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的作用仅仅是在适当的时候，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形的，外在的”的文凭，证明他们已经“学有所成”。

　　“文凭”(diploma)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文艺复兴后期，原来的意思是“折叠”，也就是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文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有时又叫“证明”(来自拉丁文的testimonium 或testamur)。文凭是知识的证书，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海姆佩尔(Hermann Heimpel)所说，证书有“具体性”和“触知性”，使得不可触摸的无形之物(知识)转化为有触知性的实物(文凭)。而且，证书代表了权利本身，得不到证书也就失去了权利。

　　“文革”的时候，有的青年人在艰难的逆境中坚持学习，从来没有中断阅读和思考，这种追求教育的目标是知识、真理和人的自我完善。他们无缘进入当时只招收“工农兵”的大学体制，对他们来说，坚持在生活中思考便是上大学，提升智识和生存质量的学习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获得文凭的手段。这种时代逆境反倒成全了“文革”以后成熟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可能有各种缺陷，但他们是以求知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中国高等教育从“文革”蒙昧时代过渡到了今天的“启蒙”时代的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比喻成中国的中世纪，把中世纪想象成一个文化黑暗、知识愚昧的时代。其实，西方的中世纪并不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实就是出现在中世纪。哈斯金斯引用法国神学家帕斯奎·蒯司内尔(Pasquier Quesnel, 1634-1719)的话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batie en hommes。”这种大学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知识遗产，但却没有留下学校的遗址痕迹，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们是可以自由搬迁的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在远离家园、无人保护他们的情况下，为了相互保护、相互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便是最初意义上的学生和教师联盟。正是这样的大学迎来了“一场伟大的学术复兴时期”。

　　今天的大学有着富丽堂皇的傲人建筑和机构复杂的行政体制，但却未必是一个思想和智识的殿堂，有的甚至已经沦为学店和官场，若不是因为它们垄断了发行文凭的权力，又有多少人会选择，或有必要来到这样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