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海之前，他们的村子里没有书店，没有图书馆；

　　来上海之前，他们的村子里没有公园，没有少年宫；

　　来上海之前，他们的村子里没有影院，没有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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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上海都有，而且，哪怕对一个最最贫困的孩子而言，也并非遥不可及。你可以在五角场的书城里呆上一整天，不会有人来赶你；你可以走进甜爱路的鲁迅公园免费参观，无论是缅怀还是休憩；你可以跑到复旦校园里运动，篮足排，任你挥洒汗水。

　　相比那些留在农村，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留在题山试海之中的儿童们，打工子弟们又何其幸运！

　　然而事实是，有几个打工子弟会走进书城、公园或大学呢？有几个打工子弟会利用城市里那些免费公共设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呢？

　　在这个时代，物质技术已经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远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便利条件，但为何个体却反而失去了追求自我的勇气，沦落为随波逐流的蚁族？

　　11年前，我第一次接触打工子弟。那时的他们，基本都是在那些设备简陋师资缺乏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而他们的生活环境，往往就是一个个由临时房组成的聚居区，就像一个小王国般，里面有着生活所需的各种杂货店和饮食摊。

　　当我们这些来自复旦的大学生走进那些孩子的生活中时，我们收获的是什么呢？被团团围住，被各种问题包围，被那些明亮的眼睛所感染……那是一些自由自在的孩子，尽管他们要做许多家务，尽管他们学校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老师，尽管他们的未来就是像父母一样打工，不过，由于没感受到应试制度的压力，没感受到来自城市的隔离，没感受到命运的身不由己，所以，无论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开出怎样稀奇古怪的课，他们都无一例外表现出一种自然的求知欲、好奇心——手举得高高地说“我也要报”。所以，无论志愿者准备带他们去附近的复旦草坪还是偏远的江湾湿地，他们都个个踊跃着喊道“我也要去”。

　　而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外来工聚居区随着开发商的脚步逐渐萎缩和消失，那些打工者不得不住到上海本地人的小区里（当然不会是高档小区），房屋租金和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升高逼迫他们必须更加拼命打工——同时意味着孩子们需要承担更多家务；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已被关闭，外来工子女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公立学校，作业和考试压力的增加压榨了孩子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本地人可以参加中考高考的特权进一步伤害着那些少年的自尊。于是，自由逐渐远去，原来闪烁在孩子们眼中的光芒也就逐渐褪去。

　　很多城市的管理者总以为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并让打工子弟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是令城市更美好的手段，殊不知这种瘸脚的公平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若不能同等拥有中考和高考权利，那么所谓公立学校同等待遇可能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只是个进一步伤及他们自尊和浇灭他们梦想的词。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继续在打工子弟学校自由自在成长，政府要做的，只是给予教育补贴和监督学校合法办学。而社会力量，比如志愿者机构，则可以教会孩子们运用这个时代丰富多样的公共资源，去让自我自由自在地成长，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梦。

　　2001年，我在国权北路一所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里认识了一个孩子，后来她一直把志愿者们当成她追逐自己梦想的伙伴和师长。2009年，她没回老家参加中考，而是留在上海，选择了一所成人高中——那种大家只是为了混张成高文凭的地方。2010年，她开始自学托福。2011年初，她申请世界联合学院的大学预科项目。4月，她被该校全奖录取。8月24日，她飞往加拿大维多利亚，开始全新的学习历程。

　　说这个例子只想证明一点，这个时代，路有很多，就看你是否拥有足够自由的灵魂。（作者系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