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犹如一艘孤独的破冰船在茫茫冰海中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探路，其困难可想而知。据媒体报道，创办三年才拿到一张教育部颁发的“筹办证”——据说是“破格”特许；在没有“准生证”即无法取得教育部“许可”的情况下，宣称“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并已招生开课；先有创业团队中的香港三教授高调退出、后有学生公开退学的“内外交困”；再加上“局级副校长招聘”的回归体制之嫌，一时间舆论哗然，“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朱清时“中途退场”的猜测甚嚣尘上，南科大回归体制的评述沸沸扬扬，不一而足。甚至有人预言，朱清时的改革注定是一场豪言壮语开场，无声无语告终的悲情剧。撼山易，撼旧体制难等等。

　　如果我们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南科大改革，那就会发现，教育改革与其它改革一样，不是浪漫曲，不是高歌猛进，也不是“放卫星”。是“燕子垒窝一口口泥”的精细打造。是艰辛的长跑，而不是冲刺的短跑。南科大的诞生，既然是新创而非大学购并或划转的改制改造，那么，它的困难注定是多重的：一是打造既有理想又有专业经验的团队将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召之即来”；二是新办固然没有旧体制包袱，但新人、新事、新规则需要反复磨合；三是建设（校园建设、学科建设）与生产（教学）和改革（制度创新）要一齐抓，难免顾此失彼；四是沙漠里造绿洲，当今政治社会大环境不配合而处处受制，事倍功半；五是天生动力不足。办公益学校不像办市场企业，不是金钱挂帅动力实足，而是荣誉挂帅难有人响应。在伦理道德沦丧，信用信仰缺失的中国，哪里去找荣誉，哪来“骑士精神”，动力显然会大打折扣。

　　高教体制转轨有两种方式，一是新创，像南科大那样；二是旧体制转轨，比较而言，旧体制转轨犹如旧城改造，拆迁复杂，钉子户一大堆，内外利益冲突激烈而难以实施；新创虽较少“既得利益”，但体制不兼容，各方面建设相互制约，新问题丛生，孰优孰劣，视约束条件而定。可以肯定的是，两种改革形式可并行不悖。

　　如果与经济改革相比，教育改革更难。教育改革不仅要克服意识形态障碍和利益集团障碍，而且要克服普遍的动力不足和压力缺乏。小岗村农民不可能到外国去包产到户，生存的压力只能就地解决，而别无他途。与此不同，中国教育不行，人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甚至自己教，而用不着搞什么教改，替他人“火中取栗”。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并落后于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

　　中国教改要走出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动力。需要唤起国民的荣誉感。世界上的名校主要由荣誉和信仰推动的，荣誉推动比金钱推动更具久远的魅力。因为长期的理想主义大于短期功利主义之和。这也是有千年学校存在而没有千年企业传承的重要原因。我想，朱清时校长对此心知肚明，难怪他从一个行事低调的中科大校长瞬间转变为一个高唱理想的南科大校长，其目的是唤起尘封在中国人心中已久的良知和荣誉感，从而增强教育改革的动力。可见其用心良苦。

　　南科大不只属于深圳，也不只属于包括朱清时校长在内的南科大人，她是属于全国人民甚至是全球华人的。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不仅南科大改革不会夭折，而且中国教育改革才有希望走出困境。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