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临近，各方对新的改革措施充满期待，这些预期主要集中在破解收入分配矛盾、精简政府机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其中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推进其他综合改革的基础。利用“十八大”召开时机，适时推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有利于稳定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信心。

　　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不协调、不持续问题日益突出，这是几十年高速发展积累矛盾的集中反映。过去，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拉动，形成围绕与之服务的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模式，并不断自我强化，满足了当时资本和产能积累的需要。但随着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红利的衰竭，两驾马车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公私部门长期针对产能、固定资产的投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规模不经济”问题越来越困扰中国经济。从微观个体层面来看，当企业扩张到一定程度时，边际成本不再随新增加产出降低，反而原材料、管理、生产效率等瓶颈快速上升，这种规模不经济的弊端在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国企都曾经出现，但目前我国船舶、机械工程、钢铁、光伏等行业又在重复这一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众多市场竞争主体以规模化、多元化、产业升级等名义投资，过去10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攀升，陷入以投资拉动投资的怪圈。宏观经济对信贷环境和刺激性政策过度依赖，而缺乏内生性增长动力。

　　其二，欧美经济疲弱，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增长面临挑战。不可否认，全球化扩大了市场规模，调动了更为广泛的要素资源。受益于此，世界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高速增长，尤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取得长足进步。但全球化并不是万能的，当前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西方债务规模和中国过剩产能的过度极限化。解决办法并不新鲜，除了去杠杆、清产能以外，贸易战和货币战也是各国相机抉择的无奈选择，因而本轮全球经济调整的影响也将更加深远。

　　其三，长期债务风险累积，依附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投资的信用扩张不可持续。在投资边际效应递减、出口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债务主体的投资回报长期难以覆盖成本，偿债压力不断加大。由于维稳和刚性兑付的需要，一些地方、行业已经出现借新还旧，多家银行连环输血的情况，但这种债务的自我堆积膨胀，又势必加大未来去杠杆的风险。

　　基于以上隐忧，我国迫切需要将经济增长切换到新的引擎，提高消费在GDP的占比。但是长期以来偏重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严重扭曲了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价格，使得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企业、政府部门也由于错配了过多资源，又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经济主导模式，消费迟迟难以启动。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居民未富先老的忧虑已经抬头，加上近年来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更影响社会稳定和向消费转型的难度。

　　在此特殊经济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根据会前传递的信息，十八大将修改党章，写入重大理论观点，而年内也将出台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无疑呈现出另一番远景。因为往往只有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全新的经济目标才可能作为政治决策，站上历史舞台——回顾“十四大”的三项重要决策：第一次提出了GDP“保八”的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正是它们打开了近20年高速发展的制度空间。

　　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也同样面临发展中的诸多困难和各种瓶颈，能否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唯一选择只有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消费转型。但解决分配问题远比“分蛋糕”复杂，我们不仅需要勇气，更考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