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太多的提高，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不少人生活得非常艰难，感到经济压力非常之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沦为“穷忙族”——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为生计奔波，却看不到改变生活困境的希望。人们常说的“鼠族”、“蚁族”和“月光族”，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这些普通劳动者生活艰辛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说，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加剧了贫富悬殊，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和扩大内需，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增进社会和谐。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税负过高，以及普通劳动者缺乏集体谈判能力。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从而保证他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呢？
第一，从经济层面来说，应当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居于顶端，它们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中国则处于末梢，主要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对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中国来说，尽管头顶“制造业大国”的光环，却算不上“制造业强国”。以美中贸易为例，表面上中国获利很多，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中国代加工一件衬衫平均只能拿到30至40美分的加工费，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这些产品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出口服装的大国，在国外的商场里，满眼是“Made in China”的服装，却极难发现一件中国品牌的服装。有“中国制造”而没有“中国品牌”，商品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别人拿走了。在这样的局面下，在中国的这些企业员工提高工资的空间当然十分有限。
可以说，依靠低工资、低人权、低环保的所谓优势来获取经济增长，这一路子，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并提升产业结构。特别是，应当加强对飞机、造船、航天、海洋、生物、信息以及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攻关，以期在关系到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性产业和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培育和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人才，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研发能力，优化经济环境，提升产业结构，从而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把“蛋糕”做大。这样，才能为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说，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财政收入、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都在上升，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则呈现下降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车伟研究员估算，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60%左右，差距很大。近些年来，大多数年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20%，2007年的增速甚至高达31.4%，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显然，国家拿走的越来越多了。这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而且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收入，抑制了居民购买力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我国应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温家宝总理曾强调指出：“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国家应该少拿一点，从“与民争利”转向“藏富于民”，通过减税让利使企业获得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空间。中国人感到税负较重，恐怕不仅仅只是税收太多，同时也在于，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太少了。这样，国家应当承担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职能，使普通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并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了，社会才能变得和谐，内需才能提升，国家也才能从“国富民穷”变成“国强民富”。
第三，从企业与劳动者关系层面来说，应提高普通劳动者集体行动能力，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最终落脚点还是重在企业层面，但是，普通劳动者不仅在国家面前是弱者，在企业和企业管理者面前也是弱者。即使国家减税了，普通劳动者能否提高工资水平，还取决于企业是否愿意增加劳动者工资，或者不仅仅只是增加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且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可以说，当前，资本的报酬和企业高管的报酬都明显偏高，有人嘲讽地说，高管的薪酬已经高得离谱了！他们的收入已经与国际接轨了，而普通劳动者中相当多数人的收入非常之低。北京大多数清洁工的月工资只有1300元，维持基本的生存非常困难。
目前，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主要是由普通劳动力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而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普通劳动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用工方能够压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在这种局面下，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增强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要使工会能够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并反映工人诉求，这样，由代表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工会和代表资方利益的企业就工资水平上进行集体谈判和协商，以便确定比较合理的工资水平。在工会的领导下，把原子化的普通劳动者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