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我们极易发现，近乎所有的改革均是形势倒逼使然—拖沓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可能于今年下半年方才启动，其原因亦是如此。

　　无论是作为家庭收入个体，其最高与最低之间高达65倍的巨大落差，还是作为居民收入整体，其仅占我国GDP比重40%左右的超低水平，均充分说明我国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亦因如此，对于我国当下的经济现状而言，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无比紧迫—这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居民收入占比的过低，不仅会使“促内需”成为空谈，更会给深化市场化改革造成民意阻碍。

　　无比重要且无比紧迫的收入分配改革，为何会拖沓至今年方才可能启动呢？这是我国当下经济的衰退严重倒逼使然—5月15日，商务部通报今年1-4月我国商务工作运行情况，其中：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378.81亿美元，已呈连续6个月负增长态势；累计贸易顺差（1-4月）仅为193亿美元，是2004年以来探底200亿美元以下的第二次。如果再结合此前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发电量创16个月新低以及央行发布的4月末M1余额增速仅为3.1%（增速与今年1月份相同）再创2005年以来最低值，对上述四组经济数据进行分别解读，则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已从去年下半年显示的“探底苗头”，恶化为当下的“探底明确”。

　　实际使用外资的连续6个月负增长，说明我国经济风险敞口的持续加剧，外资已选择加速“逃离”；外贸顺差的收窄严重，说明我国外需拉动型模式已难以为继，“稳增长”遭遇困境；发电量创下16个月新低，说明我国实体经济的严重不景气，“调结构”难上加难；M1余额增速再创2005年以来最低值，则说明我国消费潜力的持续弱化，“促内需”瓶颈难破。

　　在我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之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显然是无奈但必须为之的举动。决策层试图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在增加民生保障供给、减小贫富差距的同时，相对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以便挽救我国经济衰退于狂澜。但是，对于当下积重难返的我国经济而言，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仅是造成其今日大病的病根之一，除此之外，行政干预市场过度、资本市场效率过低，亦均是滋生于我国经济体内的关键病根。

　　对于当下而言，如果我们不对经济衰落的内在病症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决策层讳疾忌医，其结果均会使病毒持续扩散，以致使我国经济进入极为可怕的萧条阶段。而如对此仅进行应急刺激，甚至简单地认为过度刺激可以激活我国经济，那么其结果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极可能使我国经济的病症更加严重。

　　实际上，任何过于注重短期效果的应急方案，对于已积重难返的我国经济而言，其作用已不明显。这从“五一”前后频繁出台的A股政策利好以及5月12日央行年内第二次调降存准率的实际效果，我们即可感知。可以说，如果不进行结构性的大手术，我国当下经济的严重衰落，极可能迅速演变成极其可怕的全面萧条。当然，如同针对任何一个大病患者手术前需要适当调养一样，对于已然呈大病之躯的我国经济而言，适当的货币宽松、投资维稳等“政策调养”手段亦为必需，以此为结构性大手术提供合理的过渡期，防止未经调养即激进治疗从而使我国经济出现“休克”。

　　多重病根交叉感染并裂变扩散的我国经济，在合理的“政策调养”期之后，必须尽快进行旨在彻底清除病根的大手术。基于此，除亟须启动收入分配改革之外，还应尽快去除行政干预市场过度以及资本市场效率过低两大病根。通过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降低实体经济税负，从而减少当下实体经济（尤其是民企）恶化的波及幅度并为其进行产业升级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降低贫富差距的悬殊以及逐步健全基本民生保障，从而不仅使全面启动内需具备起码条件，更减少全方位经济改革的民意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叫停行政过度干预市场，减少“逆市场”对我国经济所形成的人为阻碍，从而大幅提升我国经济运行效率并以此倒逼行政职能的真实转变；对资本市场的低效率亦应尽快扭转，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强化功能监管，从而不仅大幅提高直接融资占比，更大幅降低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仅是构成我国当下经济衰退的病根之一，而欲真正激活已呈衰退之势的我国经济，我们必须对滋生于我国经济体内的多重病根，进行全面透析并施之以符合病理程序的大手术。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我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惨状；亦只有如此，我国经济在度过一定的衰落期后，才有可能再次进入全新的持续增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