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同比增长8.4%，低于GDP增长9.2%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的幅度。“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在降低。”全国人大代表王麒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告别了“共同贫困”，但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收入分配格局变成“金字塔形”，贫富差距在拉大。(3月13日《北京晨报》)

　　告别“共同贫困”，实现“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应该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完成的一个重大阶段性任务，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但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扭曲、贫富差距拉得过大，阻碍发展方式转型，损害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隐患，这也是个事实。因此，在“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推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无疑已经是改革开放下一步必须着手解决的重要使命。完成这个使命，要靠“协同富裕”，通过“协同富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协同富裕”的实质就是“先富带动后富”。但在现实生活中，“先富带动后富”如果仅仅依靠“先富”起来的人道德自愿、自觉，有时是不容乐观的，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让人们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很不容易。因此，“先富带动后富”只能依靠“协同”来达成。所谓“协同富裕”，就是通过依法民主的、合理科学的协商、协调、协作等，来逐步实现大家共同致富。

　　这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看。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就是人们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要加强“协同”。比如说，工人、农民应该有与企业老板、政府部门协商、协调和协作的权利和便利，企业创造了多少利润，这部分利润应该分配给他们多少，应该使他们有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不能由老板说了算，也不能由个别忽视民生疾苦的官员说了算。要建立起更加科学完善的劳资协商机制，真正发挥工会等群众性权益组织的作用，让相对弱势的一方权益更有保障。同理，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产业行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都应该有大量这类“协同”机制，通过“协同”来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则是在法规政策的设计制定层面，要加强“协同”。任何法规政策的出台，都要警惕既得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干扰，真正落实最广泛的民主决策，实现集思广益，统一效率和公平。也就是说，法规政策制定执行的过程，要更加充分地进行民主协商、协调和协作，使多元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使各方的利益得到公平的照顾，当前尤其要使中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充分照顾，依法合理限制垄断企业的利益扩张。政府部门决策和公共财政要更加公开透明，这都是保障法规政策的设计制定能充分吸纳民意进行协商的前提。通过法规政策层面的充分“协同”，才能有效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构建起更加公平高效的社会分配机制。

　　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加强“协同”，才能使得改革开放的实惠更好地为社会各阶层公平合理地分享，既保障致富的积极性，又保障分配的公正性，从而实现“协同致富”，并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共同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