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伦敦骚乱事件的美国、英国，还是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但是放在整个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当今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如果要列出三个突出矛盾的话，一是社会腐败，二是分配不公，三是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外朋友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很重视。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可以说是“积重难返”，为什么“积重”，为什么“难”以返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这里有深层的体制机制原因，我仅从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的国情特点和逻辑主线做点探讨。
一、理论分析：关于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的三个认知
（一）所有制与分配关系如同硬币的两个侧面，就好像“手心”、“手背”一样。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要研究分配的关系，不能离开财产关系。
（二）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的“单纯分配”观点强调指出，不能离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否则，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三）尤其要关注“得势变富”问题。这是我从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先生的书里得到的启示，他的书里面提出一个命题，“富人得势”与“得势变富”两者的价值如何判断？两者谁优谁劣？哈耶克说“富人得势”比“得势变富”要好，我不是特别欣赏“富人得势好”的观点，我说“富人得势”未必好，在这一点上有分歧，但是他的命题对我有启发，我的看法是“富人得势”也不令人开心，已令人扼腕，但是“得势变富”更可悲，更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的问题既有“富人得势”，更有“得势变富”即利用权力来致富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
二、分配的要害在于产权缺失
一是农村的土地产权。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关键在于农民土地产权体系中某些权利的缺失，虽然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权利，如支配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是虚置的。从中国的土地征收就可以看出来，“征地”矛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产权未能到位，如土地开发。政府在这里扮演“双重垄断”的角色，一是买方的垄断，二是卖方的垄断（跟房地产商结合在一起）。这是当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你只要看一看上访人员的结构就可以了解，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地农民，土地权利得不到相应保障，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我最近看到南方一个材料，一个村子几百人表达自己的权利，但是这次表达方式上有新迹象：就是和平、理性、文明，没有出现任何的“打砸”现象，甚至在经过的地方垃圾都没有，同时地方政府处理的时候也比较和平、理性、文明，两方面都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但是怎么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还值得研究。
二是资源产权严重缺失。首先，国家虽然有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制度安排，但是根据我的调查，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价格较低，这意味着国家产权，特别是处置权并未到位；除了探矿权和采矿权以外，采矿企业应当承担的成本，比如说人工的成本、矿山安全成本、挖矿的生态修复成本没有到位。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存在，就是我们中国的采矿企业成本严重不全，利润相当之丰富，这是中国的煤老板、矿老板暴富的原因。只要到山西、陕北、内蒙的鄂尔多斯等地考察，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地方资源产权缺失，是造成收入差别的制度原因之一。
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我提供一张垄断行业投资表（见下页），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在垄断性的行业里面的投资结构。
这是一个投资的结构表（2006年），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国有资本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民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中国垄断行业民营资本的投入微乎其微，一般的行业不过是10%多一点，最少的只有0.6％，以至于和竞争部门形成了相当大的差异。电信、电力以及金融与普通制造业的收入差距竟然有2倍、3倍、4倍之多，根源还在于产权制度。
三、出路与对策
（一）要在垄断性行业改革上取得突破。垄断性行业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虽然搞了多年，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前年我有一个关于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内部报告上报到了国家领导层；最近我有一篇论文叫做《打响“破垄”攻坚战》。我认为必须把“破垄”放在当前改革的重要位置。最近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第一轮反垄断调查，很好。不过，我很担心会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应把这个反垄断调查作为契机进行突破，要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通过民间的资本稀释垄断这个问题，使他们与国企处在竞争的位置。同时我们的预算制度也需要改革，这涉及到分红权和收益权的问题。
第二个是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资源的产权制度以及环境的产权制度是需要建立和健全的，有四个支柱，产权界定要清楚，产权配置要合理，产权交易价格要科学，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这四个支柱现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建议国家修改《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遏制地方政府滥施征地的问题。
四、收入分配的国情特点和逻辑主线
对中国的分配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除了研究产权缺失的问题外，我们还要有更广阔的视角，研究我国收入分配的国情特点和逻辑主线。
（一）讨论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
我是希腊吗？是意大利吗？是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吗？不是。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学术界和政界有一种观点，提出中国不要掉入“高福利”的陷阱。那么中国现在是高福利国家吗？不是。中国的人均GDP排在世界近100位，各种福利指标排次也很低，特别是最新的贫困标准公布了以后，我们中国大陆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怎么谈得上“高福利”呢？因此，要把国情搞清楚，不能说欧洲出了问题我们这边就要吃药。所以，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福利水平，特别是公共服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采取贵族式的态度，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防止“民粹主义”，不能脱离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忽悠大众，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逐步的，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不能步伐太急，不能搞得太泛。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权贵主义是主要的矛盾，民粹主义是次要的矛盾。权贵主义要“反”；民粹主义要“防”。
（二）消费、民富、分配，这三个命题用一个什么红线串起来
消费、民富、分配三个关键词，是2012年经济工作中关注的几个问题，这三者的逻辑或者纲是什么？用什么主线串起来？我建议用“人本”或者是用“人权”思想把它串起来。
其一，消费。看消费问题要有两个视角：一是增长主义的视角，因为出口受挫，投资率下降，所以必须扩大消费，这是经济增长逻辑。固然，经济增长对中国很重要，但是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人本主义的视角。我们要关注人，要促进每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人真正做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消费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就要解决十个字，使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安全消费”。这叫什么？这叫消费者主权。而消费者主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其二，民富。提出“民富优先”是对的，有人说“民富优先”是挑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民富优先论符合我的《人本体制论》一书的思想。但在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研究民富的比重和规模以外，我认为突出还要研究民富的权力实现机制，掀掉压制民富的体制性的“石头”。
其三，分配。现在中国说居民在大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小分配中的比重都有下降，为什么下降？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我认为是政府收入所占比例增长太快。因为在一定既定的总量范围内，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是“翘翘板”，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它到哪去了？到企业、政府去了，而且主要是到了政府。我看了比重变化，社会总储蓄结构里居民、企业、政府各自增长情况：这些年有三个数，居民涨了2个点，企业涨了4个点，政府涨了8个点，这里看到“官权强势”。小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为何下降？原因可能有诸多方面，根据我的分析是在涉及报酬的“金三角”社会结构（劳方、资方、政府）中，劳权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工会未到位。反映的是资本的强势，劳权的弱势。对此，我建议一定要改变刚才“两个强势”，即改变官权强势和资权强势，增强劳权的力度，实现官、资、民三个权势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