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中国出口订单的下滑，出口企业日子不好过，因而，要稳定国内经济增长，投资与出口都靠不住了，打内需牌是明智的。然而，要扩大内需，就得让百姓们积极消费，舍得花钱。而只有当国内的广大社会阶层都有钱了且舍得花钱了，才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种释放出来的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足够支撑未来10到20年我国经济年均8%的增速。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当前，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全国贫困人口达到1.28亿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近1/10，社会矛盾暗流涌动。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因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将得以缓冲和解决，而且会促进社会和谐。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致力于构建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既要有“加法”，又要有“减法”。“加法”主要是在幅度增加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初次分配的收入，让老百姓的收入追得上甚至超过物价的上涨，让老百姓敢花钱，有钱花。

　　“减法”主要是减税减负，分配时政府少拿些，让利于民，尤其在初次分配时，降低税收，使企业获利空间圈套，能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无需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猛增，减税空间很大。与此同时，加大对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的投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其再也不必为教育、医疗、养老等拼命攒钱。当下，老百姓的税负是最重的，社会保障不到位，以至于家庭成员一人得大病，全家赤贫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工人与公务员在退休金上相差悬殊，这个差距不消除，大多数人自然长期与“中等收入者”无缘。

　　欧债危机以来，一些人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其实，中国的实际不是福利太高了，而是太低了，低得不像话了，“高福利”风险并不存在。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反倒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