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国民期待均等福祉”说出了民众心声，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但极不完善，而且极度碎片化，城乡有别、单位有别、企业也有别，由此造成一个极度扭曲的社会福利保障格局，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些最需要福利保障的社会底层民众，反而社会福利保障最残缺不全，也最低。

    就说新农保，作为一个农民，按照现行的新农保政策，按照最高档次缴费满15年，我到时也只能领取每月200多元养老金，这点钱，还不到一般公务员退休金的零头，到我60岁时，能保障我基本生活无忧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我有冬眠的特异功能。即便是现在，每月200多元养老金也只够买100斤普通大米，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难保障。

    相较于公务员、国有企业等社会“强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不但工资低，收入微薄，而且没有话语权。所以，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伸张，被长期“淹没”，也因此，在社会福利保障上，没有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能力，更难以参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制定，所以，社会福利保障的制度设计总是将弱势群体的利益轻视，这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社会福利保障残缺不全的重要原因。

    与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社会福利保障残缺不全又最低相对应的是，在教育、物价等社会性家庭必需支出上，这些弱势群体却支付与“强势群体”相同的费用。农民的孩子上大学与公务员的孩子上大学一样要交费，即便有助学贷款，到时还要还。超市里的商品也不会专门对弱势群体打折，一斤白菜2块钱，公务员去买是这个价，农民工去买也是这个价。

    社会福利保障残缺不全又最低，社会性家庭必需支出上的等额支付，两者的长期叠加，使得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与公务员、国有企业等社会“强势群体”，无论是社会福利保障，还是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两者差距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占人口一半以上，这一弱势群体无论对于启动内需、拉动消费，还是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国家战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均等化，不仅直接关乎亿万个体的切身利益，也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全民的福利均等化时代，而今已经不是一道可选题，而是亟待落实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