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穷，绝对平等的贫穷和绝对贫穷的平等，所以中国改革选择从平等优先向效率优先转变，在社会主义屁股后面加上了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由此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30年后，中国面临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改革使效率上去了，中国已从一个贫穷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代价是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由此拉大了，那么中国社会转型将何去何从呢？

　　效率还是平等？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效率，就要牺牲平等，要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不可以两全。由此进一步，效率与平等的两难选择反映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的两面性，资本主义的优势是效率，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平等，但是代价是低效率。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由此彻底改变了世界。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应该不存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引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财富的激增，同时利己主义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纯朴，而是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致命弱点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该体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干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

　　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正因为效率与平等不可两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面性，所以，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只有两者的混合，理想社会模式只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而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混合的目的是提取两者的优势，避免两者的短处，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达到一种中和与均衡状态。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他们只知道拆开机器，不知道如何再安装。但是凯恩斯主义马上反驳道，如果政府不拯救，我们都将完蛋，面对危机和毁灭，人们更多选择逃亡和拯救，而不是创造性毁灭。

　　与此相对，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

　　那么中国转型将何去何从呢？显然，中国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不平等，再回到过去绝对平等的年代，因为中国人穷怕了，但是习惯于平等的中国人，对于不平等的容忍显然又是非常有限的，绝对的平等导致贫穷，绝对的效率导致贪婪和社会的不平等，所以中国转型的目标只能是寻求一种完美的混合模式和体制，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握效率与平等的杠杆原理和作用，使之成为驾驭和治理社会的控制器和方向盘。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既能确保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平等，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形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那么，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在哪里呢？在这种结合中，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答案是“效率优先，增加平等”，在一个有效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在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上，增加工资和社会福利，先有市场效率这一块蛋糕，然后又相对平等地分享它，这一抉择应该不失为是明智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