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唯一最终目的，没有消费，经济活动也就消亡。为此，要想使经济繁荣，就必须促进消费，有了消费，才能刺激人们投资的欲望，才能扩大生产，社会财富才能增长。我们所说的消费，包括个人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也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品的消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56998亿元，而同年的货物出口为15779亿美元，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按2010年6月30日的6.791计算，货物出口折合人民币107155亿元，是国内消费总额的68.3%。也就是说，我们每消费100元的物品，就要给外国人生产68元的物品。数据显示，我们的内需严重不足，国内生产总值里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留在国内，而是出口供外国人消费了，中国成了一个给外国打工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内需。一个个的事实证明，内需不能靠增发货币式的投资拉动，那样的经济繁荣只是昙花一现，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必定萎缩，经济必定呆滞。促进消费才是扩大内需的正道。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但物价无疑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整体实际购买力与价格成反比：价格升高，购买力减弱；价格降低，购买力增强。假如一个家庭月收入3000元，精打细算，最多可拿出300元购买肉品，现在肉的价格大概是每公斤30元，这个家庭每月只能消费10公斤肉。如果肉的价格降到每公斤15元，这个家庭就可以购买20公斤肉，实际购买力增长了100%。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物价下降就相当于收入增长。根据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增长最能刺激低收入家庭消费。我们还以肉价为例，肉价每公斤30元，对月收入3000元的家庭来说只能消费10公斤，因为肉品消费支出已占到家庭收入的10%，不可能再吃更多的肉，否则就无力支付其他生活必需品开支。如果肉价降到每公斤15元，则这个家庭有可能再增加10公斤的肉品消费，因为这个家庭可以承受的肉品最大开支是300元。但对月收入3万元的家庭来说，如果这个家庭每月想吃20公斤肉，肉价在每公斤30元时也会吃20公斤，因为600元的肉品支出仅占收入的2%，肉价降到15元也不会多吃几公斤，因为20公斤对这个高收入家庭来说就是肉品的最大需求。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价格对低收入者弹性较大，对高收入者弹性较小。

　　当然，某些物品本身就缺乏弹性，比如粮食，一个人一天要吃0.5公斤粮食，不能说粮食降价就吃10公斤，粮食涨价就吃0.1公斤。水、电、燃气、住房等这些基本生活消费品都缺乏弹性，价格变化对消费量影响甚微。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社会整体购买力，因此，没必要考虑单一物品本身的价格弹性。

　　从以上分析来看，降低物价无疑是促进消费的一剂良药。但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如水、电、燃气）外，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定价。但是，税收具有再定价功能，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手段来间接干预物价。如果政府对物品的生产流通环节征税（如消费税），那就是把税附加在商品的价格上，物价就会上涨；如果政府对物品的保有环节征税（如房产税），那就是增加保有成本，减少该物品的消费量，价格就会下降。

　　中国税收约90%来自间接税，这正好与国外相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约90%的税收来自直接税。要知道，企业交纳的各种间接税会立即加在产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承担，要想降物价，就要给企业减税。但这也需要个前提，那就是政府必须削减开支，政府开支不减，对税收的总需求没有减少，减此税必增彼税，物价不会下降。

　　给企业减税表面上企业得到了好处，其实真正受益的是消费者，受益最大的是穷人，因为富人对物价并不敏感，富人敏感的是个税、房产税和遗产税（国外有此税）。

　　当然，减税初期会给企业增加些利润，因为价格变化有惯性，今天给企业减税，不能立刻就反映到价格上，价格要在一段时间内逐步下降。

　　任何企业都有垄断倾向，为了竞争，减税后必然有企业率先降价，以求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设法让与自己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破产。这就逼着其他企业跟着降价，不降价，产品就卖不出去，企业就要倒闭。所以，企业因减税增加的单位产品的利润很快就被物价下降给吃掉了。

　　再有，减税初期的利润增加，会刺激新企业的进入和原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导致社会上产品供给量增大，根据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理论，价格也必然会下降，直到价格下降到利润与减税前相差无几时为止。

　　从长远角度考虑，降价带来的内需扩大也使企业受益。物价下降使居民购买力提高，产品的销量增加，这会最终增加企业的总利润。总利润增加又有了降价的空间，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居民能享受到的财富必然增加，经济必然持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