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在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导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开局之年。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大有作为的春天已经来临，为国献策的呼声就在耳畔。在此节点上，如何围绕国家急需做好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本年度应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哪些？结合国家政策走向与相关研究成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总结出四大重点，为全国智库开展资政研究提供参考。
新常态下如何应对挑战、紧抓机遇？
“新常态的核心要求不是GDP增长达到某个具体数字，而是实现‘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换’。”李伟指出。然而，实现这一任务殊为不易。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究竟面临哪些挑战，应该抓住何种机遇？这个时代之问，亟待智库在深入研究后给出细致解答。
在李伟看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易被掩盖。进入新常态后，伴随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这些矛盾和风险就会逐步显露——
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劣汰、员工转岗；
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潜伏着风险，存在快速扩散和恶化的可能；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人们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
收入差距、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长期存在，亟待解决……
机遇总与挑战并存。李伟指出，经济结构调整成功后将提升资产质量和产业结构，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需求正在涌现；依靠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会带来新的商机。同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农业劳动力占比等指标与美国相比均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内市场扩张、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等都具有广阔空间。
怎样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关键在创新。李伟认为，创新应该是多方面的：“必须进行产品创新，使国内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因为它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如何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和推动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李伟指出，至少应做到以下五点：
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32.1%，超过美国、日本，但创新层次较低，被授权的专利中发明专利不足1/6，外观设计超过30%。这再次凸显我国科技创新的急迫性。作为现代化后起国家，我国在哪些领域具备创新优势？李伟指出，在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应统筹配置资源，力争在这些领域实现重大创新突破。
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例如，福特建立新的流水线后，汽车底盘装配时间仅需要1.5小时，比原来少用11小时，效率提高近10倍。”李伟介绍，对中国而言，生产组织方式调整需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应用新技术革命成果，优化大规模、集中式生产组织流程；二是适应市场需求多元化趋势，发展小型化、个性化生产。
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我国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民间蕴藏着创新商业模式的智慧。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同时对其加以引导和规范。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监管系统适时应对能力，坚决杜绝以商业模式创新之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证商业模式创新走在健康的轨道上。
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李伟指出，我国已有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但绝不能闭门造车，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创新成果，扩大合作创新的内涵和形式。在此过程中，须臾不能忽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否则，“我们很难参与到全球创新之中，也很难分享更多的创新成果收益”。
加快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创新生态环境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是四大主体。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四者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完善国家创新政策体系，把有限的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集中到决定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域，贯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发、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价值实现之间的链条，让创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十三五”发展战略和主要任务怎么定？
“十三五”规划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各类智库目光聚焦的重要问题。李伟指出，在发展思路研究上，应遵循如下原则：“以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密切互动的视角来分析和认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以各项发展目标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视角来研究‘十三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以整体效应最大化的视角来设计战略性任务体系。”
李伟还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进行了解读——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深入研究以下问题：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内源式发展；如何逐步把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农业生产退出来；如何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需抓住以下重点：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化解产能过剩；以智能制造为重点，发挥信息网络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以产业政策创新为重点，从过去扶持产业发展转向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与政策环境。
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需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促进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开放创新；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入研究解决一些项目保障标准低、保障功能不足的问题，多数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群体间待遇差距大的问题等；深化对教育、医药卫生等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研究，解决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公平性不高、公共投入效率低等突出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本地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接下来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如何在原则性思路基础上提出具体实施细则；如何因地制宜开展各地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如何实施地方融资平台改革；如何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帮助中小企业成长。
资源与环境政策。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建立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问题；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生态文明考评和问责制度改革。
经济运行中需应对哪些风险？
李伟指出，首先需要研究应对的是财政风险。“由于我国税制结构的特点，造成经济快速增长时，财政收入增速更快；经济增速下降时，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入总体放缓是大势所趋。”加之医疗、养老支出将持续增加，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调整带来土地收入大幅缩减等因素，都会加剧财政压力，甚至引发局部风险。
其次是金融风险。如何有效管控和化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怎样化解政府债务，实现地方存量债务的有序处置和增量债务的有效管理？如何解决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互保联保问题？均需开展针对性的决策咨询研究。
再次是房地产市场风险。由于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趋势仍将继续，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任务依然艰巨，市场分化趋势加剧，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风险逐步上升。如何防范风险、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亟待良策。
最后是就业风险。我国近年来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城镇就业总量压力有所缓解，但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传统过剩产业淘汰或转产，不少职工将失业或转岗；每年700万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难以与产业升级、岗位需求完全匹配，就业压力仍将持续。同时，二代农民工的就业形态和报酬要求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劳动市场受经济形势影响发生波动，他们也不会回到农村，原有的土地对就业波动的缓冲作用明显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