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大多数严谨的学者会认为，书中的细节很重要，很令人兴奋，很有揭示力，但是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他们还认为，李约瑟所提出的‘渐进式地迈向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2015年9月11日，“中国的记忆、性别与变化”国际研讨会在英国爱丁堡召开，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白馥兰（FrancescaBray）教授做了有关“女性技术”的讲座。她目前的研究领域，与三十多年前她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渊源颇深。

　　“我是女性主义者。”白馥兰告诉腾讯文化作者。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理解，她在1984年写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后，为何坚持册子只署自己的名字，而非与主编李约瑟联合署名。

　　由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耗时近50年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次向全世界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光辉的科技成就，成为全世界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里程碑。这套巨著的中心论题，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当时参与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年轻学者很多，如唐立、孟泽思、卜正民、柯玫瑰，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汉学研究道路。白馥兰则选择了社会人类学，开始研究科技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过，几乎在每本专著中，她都会提到李约瑟的名字。

　　但尽管视李约瑟如师如父，在学术问题上，白馥兰毫不妥协。在充分认可《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后，白馥兰指出，书中一些内容已过时，“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围绕此一话题，腾讯文化作者对白馥兰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受李约瑟邀请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认识李约瑟的？

　　白馥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伦敦英中了解协会（SACU）组织的活动中。那是1965年的一天，我去听他的讲座。去听的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李约瑟对年轻人特别友善，不仅喜欢和他们讲话，还会记住他们。后来我到剑桥读书，仍不断收到李约瑟组织的聚会的邀请函，这大概也和我学习中文有关。（注：白馥兰在剑桥学了一年理科，后转学中文。）

　　腾讯文化：李约瑟是怎样一个人？

　　白馥兰：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他一出现，就连树上的鸟儿也会被他吸引下来，围着他唱歌。他喜欢记笔记，会把笔记记在晚宴菜单、火车票或随便一张纸片上。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有一个个装满了他笔记的盒子。

　　他是很好的交谈对象，会认真听对方讲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是很棒的导师和顾问，能给你启发。

　　腾讯文化：据你所知，李约瑟为什么想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白馥兰：李约瑟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化学家。上世纪30年代，3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李约瑟一起工作，李约瑟问：“中国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是否在科技上有很多成就？”中国学生回答：“当然。”李约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且上了瘾。

　　李约瑟本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一群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中的一员。除了他，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和贝尔纳（J.D.Bernal）也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认为科学是社会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科学；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并非仅仅诞生于有优越感的西方学者头脑。

　　李约瑟决定为中国科技史“正名”。抗日战争期间，他来到中国的甘肃和重庆等地，支持战时中国的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李约瑟几乎向遇到的所有人谈论自己写书的想法，对方会推荐一些报刊和书籍，或告诉他哪里可以收集资料。他回英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项目。他是凭着一腔热情开始的。

　　1943年5月，李约瑟在四川乐山。当时他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

　　腾讯文化：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

　　白馥兰：本科毕业，妈妈说：“你学了理科，也学了中文，该去问问李约瑟未来你该做什么，他一定会给一些好建议。”我就去了。

　　他说：“正好，我们刚要组织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还没有人写农业册，你愿意写吗？”我说我对农业一点不懂。他说：“你可以学啊！”一周后，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工作了。

　　力争单独署名权并首获成功

　　腾讯文化：写农业册时，你是否按李约瑟要求的思路来？

　　白馥兰：写这本书时，我注意到一些由不同因素导致的变化，比如文化导致的景观变化。我通常会渐进式地思考。但李约瑟不这样——他把学识分门别类，归纳成不同的主题和次主题，然后据此写作。

　　写农业册之前，李约瑟给我一个清单，上面列着需要写的名目（当时他对农业不怎么感兴趣，对医药和炼丹术特别感兴趣）。当意识到我想写的和他的要求不一致时，我告诉他，我把单子上的名目改了，他说好。

　　我看过一些中国的农书，发现它们的结构很值得借鉴，就问李约瑟能否采用农书的结构。他回答：“可以啊，多么好的主意啊。”他根本不干预我的写作，会看我写的东西然后说：“写得很好！”

　　腾讯文化：当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的还有很多年轻人。

　　白馥兰：李约瑟将一群充满热情和才华的年轻学者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贡献了各自的力量，也受到这个项目的启发和鼓舞。这些人中，后来最出色的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Brook），他是研究明朝和耶稣会的专家。其余的汉学家包括唐立（ChristianDaniels）、孟泽思（NicholasK.Menzies）和柯玫瑰（RoseKerr）等。

　　腾讯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很多人协助撰写，但有些人并没有署名。听说你也是通过力争才获得署名。

　　白馥兰：当时我的先生开玩笑说：“你可不能让李约瑟得逞！”可能李约瑟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他可能认为大家是一个团队，而他是一名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中，通常都由首席研究员署名，无论他是否参与具体工作。

　　但对人文学科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事实是，这册书完全是我一个人写的，李约瑟没有写，不该是李约瑟单独署名，或李约瑟和我联合署名。应该只署我一个人的名字。我不得不去争取这个权利，而且我成功了——我是第一个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分册中只署我一个人名字的作者。在我“破例”后，后来的作者也这样署名。

　　腾讯文化：听起来是很棘手的一件事。

　　白馥兰：当然。当时有一种说法：“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想利用李约瑟的项目让自己出名！”

　　腾讯文化：之后你是否和李约瑟有更多的交流？

　　白馥兰：在完成那册农业书之后，我们反倒成为更好的朋友了，彼此再也没有什么不愉快。

　　我很爱李约瑟，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每次去剑桥，我一定会去看他。1997年，我的书《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出版，在书的首页，我写了“将这本书献给李约瑟”。不幸的是，当时李约瑟已经去世。

　　“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腾讯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是1954年出版的，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被孤立。那时的东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李约瑟和他的书？

　　白馥兰：李约瑟为中国的科技文明史“平反”，中国人都很高兴。他的研究也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认可，和中国希望本国的科技发展史被世界认知的愿望完美结合在一起。但严谨的中国学者对这套书抱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有认可，也有质疑。

　　而在之后的很多年，美国都拒绝李约瑟踏上美国国土——他被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煽动者”。

　　在欧洲呢？学者们常常带有批判精神，但普通大众都感到很开心，甚至惊喜。李约瑟是非常棒的作者，知道如何吸引读者对科技史产生兴趣。当时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书的书评里，这本书被认为是继弗兰西斯·培根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之后最杰出的读物。这让一些平时对科技史或中国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开始读这书。

　　腾讯文化：在让西方大众理解中国方面，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白馥兰：是的。北京2008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现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尤其是“四大发明”。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这些发明，但他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这样看来，李约瑟采用了一个“讨巧”的概念——他首次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称这些改变世界的巨大发明都来自中国。他帮着推广了这“四大发明”。

　　《中国科学技术史》让李约瑟一举成名，他对自己的研究出发点和研究框架从未更改过。假如有人批评他的观点，他会毫不犹豫地和对方辩驳。

　　腾讯文化：在1950年代之后的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介绍是客观的，还是过分拔高的？

　　白馥兰：这取决于哪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整整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李约瑟的项目充满怀疑。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主要是西方人对科学、知识和价值等的观点，中国没有对应的词汇。很多人攻击“李约瑟难题”，也攻击李约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框架。

　　在今天，大多数严谨的学者会认为，书中的细节很重要，很令人兴奋，很有揭示力，但是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是关于早期现代中国植物学和物理学的内容。

　　他们还认为，李约瑟所提出的“渐进式地迈向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渐进式地迈向现代化”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文明的演进最终将百川归海，所有社会都会逐渐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

　　白馥兰：是的。“李约瑟难题”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言外之意是，欧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和先进的；非欧洲人是落后的，不具备足够的智慧和社会常识。这种观点将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作为潜在的参照标准。

　　这样思考会导致：一、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情况和西方近代科学的各学科做比较，却令双方都脱离了各自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二、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人类进步的一种自然结果，以欧洲经验作为判断中国发展的依据，武断地认为任何偏离都是失败。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李约瑟的第一卷《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后没多久，欧洲历史学家自己都开始质疑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算不算革命。也就是说，“李约瑟难题”的参照物本身都可能有问题。

　　当然，通过设问“为何资本主义没有在早期现代中国发生”“为何中国没有发展西方模式的工业”，我们也能了解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的情况。但就中国而言，这并非是有效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什么知识被来自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所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不需要把中国的科技史和西方的现代化做比较。

　　从性别视角研究古代中国

　　腾讯文化：李约瑟去世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情况如何？

　　白馥兰：目前《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出版了7卷，每卷包括数个分册（3册或6册），有些卷册至今仍在编撰出版中。李约瑟去世后，这个项目由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负责。

　　腾讯文化：目前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状况如何？

　　白馥兰：学者们不再对探寻人类进步的某些事实感兴趣，而是对“某种事实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感兴趣。越来越多的哲学史、文化史和宗教史学者采用这样的视角。

　　我注意到，有些学者开始采用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史，并获得认可。比如德国汉学家薛凤（DagmarSchafer）教授的著作《万物工艺》，研究的是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这本书获得了美国科学史学会的辉瑞奖和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

　　在过去，如果你写关于中国科技的书，关注的人非常有限——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研究科学的学者都不会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越来越有成就感。

　　腾讯文化：你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曾在中国出版，它关注的是从宋代到清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技术。这一研究方向是从《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延伸的吗？

　　白馥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册中，我并没有采用性别的视角。写完那册书后，我在马来西亚做了1年田野调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看他们如何种地，如何做决定，观察国家政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科学技术”也很感兴趣，比如女性如何操持家务。

　　后来一位同事（她是女权主义者）对我说：“你也可以研究中国女性。”受其影响，我开始以性别为研究视角，完成了《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我选取家庭生活空间、女性的纺织生产、生育三方面研究。这是女性主义史学研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苏珊·曼（SusanMann）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我还对大米研究感兴趣。今年3月，我主编的《大米：全球网络和新历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1986年著作《大米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和发展》的“续篇”，其中有两个章节从社会人类学角度，分析大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