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分析，无论这个社会如何的纷繁复杂，无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或是存在大的问题，身为作家应该尽量客观公正、不违背自己良心来看待。

　　莫言，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创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24日上午，莫言在北京现身由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他表示，中国当代文学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思想的张力一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当代作家的创作。莫言同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变化，称“讲述中国是我们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

　　创作时“讲故事”要有技巧、立场

　　或许是出于沉稳的天性，莫言常说自己人如其名，就是“少说话”。提到这个开幕式，他连称“尴尬”：“参加这样一个跟我有关的研讨会场面的确有些尴尬，但是没办法，人生处处有尴尬。”

　　莫言举了个例子。他回忆，早先社科院外文所曾为作家帕慕克举办研讨会，但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当大家都认真准备好稿子开座谈会时，他讲了10分钟便抽身而去，表示“没有理由坐下听你们一群人讲我的是是非非”。

　　“所以，为了让大家不失望，这两天我要参加会议。”莫言调侃道，好在题目不只是说莫言一个人，而是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我认为，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研究的问题：每个作家都有个性、都有自己一套讲故事的方法。当然这不是指故事会，而是文学创作通俗化的说法。”

　　而这就涉及写文章一系列的问题。莫言说，讲故事有技巧、立场，同时讲故事的人也有自己的思想，但却不能将之直白的在作品中表现，而是要通过人物来“说”，尤其在讲述中国当代故事的时候更要如此。

　　“现在中国的繁荣富强是由过去的贫弱一步步发展而来，一百多年，有血有泪有汗水，有许多不为外国人所知的辛酸，这些可以通过作家的笔或其他艺术方式得以展现。”莫言称，“像贾平凹，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拿起笔创作，跟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步调一致，用文学的方式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塑造‘立得住’的典型人物形象。”

　　作家要有雅量听到、接受批评的声音

　　尽管有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批评家们对中国30年来的文学评价并不一致，而是有褒有贬。莫言对这30年的成就则持肯定态度，这并非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写作者。莫言曾大量阅读同行作品，他说，我们确实还没有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好看的长篇巨著，但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我们作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思想的张力一点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当代作家的创作。大家如果能够看一下最近30年来西方作家的创作，应该同意我这个结论。”不过莫言并没有忽视一些反对的声音，“对文学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肯定也有些人不同意，有的人甚至把中国当代30年来的文学贬得很低，我想这也是一家之言。”

　　莫言说，作为创作者，要有雅量接受、听到这样极端刺耳的声音，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存在，也能督促作家一点点认真回忆、检点、反思，想想哪部作品能够站得住、哪部作品勉强站得住，哪些作品有很大问题站不住，比如最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整体问题。

　　讲述中国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中，学者童庆炳在研究文学理论中提到的作品应有“历史维度”与“人文关怀”的说法给莫言很大启发。莫言说，历史的一些巨变不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突然爆发，而是表现在许多细微生活中，比如一个村庄、家庭，变成一个人的某一天，甚至某一个小时里。总而言之，无数的细节、无数细微的个体性的变化，然后交织成了我们时代伟大的交响音乐，“我会拿这两点做标尺，来量一下自己的作品。”

　　“讲述中国是我们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责任，讲述的方法因人而异，但有一些立场必须要坚持。”莫言分析，无论这个社会如何的纷繁复杂，无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或是存在大的问题，身为作家应该尽量客观公正、不违背自己良心来看待，“如果对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很多的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不敢披露、批评，不敢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来揭露呈现，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如果对最近中国社会巨大的、全方位的进步视而不见，依然把中国的社会描述的一团漆黑，毫无光亮，这也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抱的态度。有时候批评一个社会需要胆量，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这个胆量的背后就是良知，就是你的良心。”

　　在莫言眼中，这种讲述并非口号式的，而是要将一切都关注在人的身上，拥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把写人、塑造人物当做自己最重要的目标，作家的观点思想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并感染读者，“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作家都会用自己的良知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讲述我们的生活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