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近期获得了台湾首届唐奖颁发的汉学奖，作为享誉中国甚至世界的华人学者，余英时无论在学界还是大众阅读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余英时故交张灏先生的学生、青年学者任锋认为：余英时的火热与其适合公众阅读趣味的史学路径和海外身份有关。余英时一代的海外学人中西合璧，富有强烈文化托命感。但余同时欠缺理论思辨能力，尤其在公共话题上暴露出盲区，折射出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尴尬。

　　余英时先生最近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赢得如此高规格的学术荣誉，几年前他曾经被授予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奖。这当然是余先生一生学养积累所致。我想这样的一个颁奖又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声誉，里面颇有一些时代精神的蕴藉值得咀嚼。

　　奖励和评价反映了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往往不仅对于学术社群、文化社群，而且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对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会带来某种启示或冲击。余先生提到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守先待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是把学术当作一种公器来看待的，他完全是把自己的治学经历放在中国的学术传统，甚至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术传统中去安顿。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把余先生获奖的事件放到一个比较高远的层次--学人与国族之上，去体会把握。我认为学人，或者如余先生常说的知识人，他们在文化上、政治上的精神自觉，往往跟我们整个政治共同体、国族的运命息息相关。

　　我大体上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荣誉背后长期持久的努力及成果进行评价，也表达学术晚辈对他的致敬；同时对余先生代表的一种学术思想精神所透露出来的现状与前景进行反思，并试图再往前稍作探索。

　　余英时是文化托命之人大陆学人已被政治摧毁使命感

　　首先是致敬。90年代末，我到香港读书，有一次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了余先生90年代初写在《二十一世纪》（一个海外非常有名的思想文化类刊物）上的一篇世纪寄语。当时心里感到非常震撼，一方面是内容，一方面是标题本身--《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文章批评有一种声音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余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太乐观太天真了，他说20世纪中国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犯下的罪孽有多深重，怎么可能轻松地忽略掉那些曲折，信心满满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呢？他认为二十一世纪我们是要赎罪的。这是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深刻反省，背后则是一种使命感。大陆的老一辈学者经过了政治运动的重重振荡之后，大多已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文化的使命感可以说相当淡薄了。而余先生这些话显示出一种文化托命之人才有的意识，是出于对中国文明传统的一种信念，对于中国文明传统遭到巨大摧残的痛心疾首和痛定思痛。

　　余先生的学术传统气象广大，他是真正进入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做学术，他兼容了汉学和宋学两派的一些特长。比如他对于汉学或者说清学的内在理路的考察、背后思想志趣的解读，以及他自身强调透过史学来阐发思想义理的独特路数，都可以看成一种新的汉学或清学在现代学术分工下的再次成长。同时他对于宋学，虽然不断批评当代新儒家对于宋明理学内在的抽象化和形而上学化，但晚年《朱熹的历史世界》透露出来，他十分激赏宋代士大夫所体现出来的秩序重建的抱负以及公共担当的境界。他对宋学精神的发掘和认可，可以说别具只眼。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这些具体的学术努力背后都能看到他对儒家士大夫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主流精神传统的认同。

　　中西合璧是余英时一代台湾学人的独特成就

　　和余先生同辈的一些大陆学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去海外访学，回来之后就非常感慨。他们说像余英时这些人的地位本来也是他们这些人的发展可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台湾留学生成为华人里面二战后最充分进入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学术世界的一群人，像余先生、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他们这一代学人，成为在世界上研究中国学问最具影响力的。

　　他们一方面有传统的底子，同时又得到同代大陆学人无法进入的现代西方学术资源，一中一西、中西合璧的学养和视野造就了独特的成就。这应该成为所有中国学人的典范：既要进入中国学术传统的内在理路，又要有开放的心胸和视野去吸收现代学术思想精华。这是余先生能够获得克鲁格奖和唐奖双重认可的最不能低估的一个成就。

　　我的学术研究，受到先生的极大启发。而余先生思想当中的一些取向，我也是高度认可的。比如说他对于思想发展的态度，一方面认可自由平等这些现代观念，但他也很早就提出来一定要在中国文明的自身脉络中去理解这些概念。这样一种取向，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保守的，但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稳健的。只有与中国传统和解，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才能够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

　　余先生的很多中国研究都是得益于西方现代学术的一些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比如他对儒商的研究，受到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刺激，他对于儒家作为实践传统的强调，也部分地是契合和共鸣于西方古典学家哈多对于古希腊精神传统的解读。更不用说最近几年，他刚刚出来的《论天人之际》是一个放进了雅斯贝尔斯所提出来的轴心时代这样一个世界文明比较史的命题中的阐述。余先生其实是相信中国经过转型能够实现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在这方面他对知识人--他爱用知识人，不爱用知识分子--有很高的期望。

　　除此之外，比如余先生文风的畅雅又通达古风，我也是深受影响的。

　　余英时的史学人文性浓厚理论思辨能力不足

　　除了致敬，我们也要有一些反思。

　　汉学一般是在中国之外来研究中国的，特别是欧洲原来研究中国学问的传统，往往有一种特征是把中国文明主要当作博物馆古董来鉴赏，偏文史，也是比较古老的古典学的那种意味。所以这次的汉学奖颁布之后，大家的评论都是从文史学者的角度，同时余先生自己也高度清楚他自己文史学者的身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余先生作为一个人文主义史家式的知识人仍然对于很多思想性的话题、价值性的话题进行评论，这里就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空间和问题。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知识结构上来讲，余先生代表的主要是文史之学--哲学他还看不上；从知识成长和学术历程来看，主要是接受了历史性的、思想性的甚至人类学的人文意义上的传统熏陶。这个知识结构当然有它自己擅长的地方，但是结合我自身的治学经历来看，余先生代表的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式的知识人会有一些不足，值得反思。这个不足我觉得在余先生治学的自述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人文特质浓厚，但是思想力以及理论能力不足。

　　这里的思想力以及理论能力是侧重于现代社会科学的--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从这些知识领域来看，余先生从一个单纯的人文主义的学术立场，对于很多公共话题的论述难免体现出他的短板和盲区，这个缺陷在他的很多论述中都看得到，作为知识人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比如说他的政治学理论素养，能看出来仍然处于五四启蒙运动所提出来的自由民主科学的范式之内，同时也受到二战之后现代化理论的强势支配。在余先生访谈当中他提到钱穆先生对于专制主义历史叙事的反驳和反击，余先生其实是想让大家了解钱先生为何反对专制主义，但是余先生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些矛盾之处的。比如他会说中国的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独裁，国家那么复杂，政治情况那么复杂，一个人怎么可能说话就完全算数呢，所以他顶多是一种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不是专制能准确概括的，但若要定性，还是归做专制一类政体，好像在余先生看来若非民主就是专制。这里其实能看到余先生在政体理论上是受五四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束缚，并不能摆脱晚清以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政治所塑造的学术理论导向。在民主以外其实有很多政体，君主政体也有好多层次--立宪君主制、开明君主制、贵族君主制，包括“专制”叙事近些年整个中国学界也有深刻清理和反省。

　　再比如说他对于自由、理性的看法，是很典型的康德一系的启蒙主义，这也是五四启蒙味道非常浓的一个叙述。其实我们如果是看看西方现代思想里面对于启蒙理性的反思、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看看哈耶克、伯克、奥科肖特等等，太丰富了，这种理性主义固然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但是这个基本信念不是天经地义的，而余先生显然是受到了启蒙传统强力的影响。

　　这些都体现出思考力、理论能力上的不足，这一方面是时代的影响，一方面也跟他自身所自得的那种偏重史学径路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关。他不是太能够进入到那种比较注重理论、思辨的直接论述的层次。当然，搞理论研究的朋友往往历史感薄弱，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他的论述当中多次批评哲学式的进路，当然他这个背后有一个指向性很强的批评对象，就是港台新儒家。他认为他们是康德化的宋明理学，中国文化根本不是这样子。但除了哲学理论，我们还有好多理论进路可以阐释儒家、解释传统，法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可以说，就儒家自身的关注取向来讲，可能并非一种哲学理论优先的思想学术形态。但我们绝对不会否认它是一种高度关注经世济民的思想和实践形态，我们完全可以从譬如政治理论层面重新发掘传统的潜能或者活力。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不受限于以史学为主的学术考证，开拓出更加具有法政理论意义上的知识径路。

　　我们不能期望余先生成为全才，但是他独特的知识结构确实会限制他在自己学术领域内的很多判断，以及更为广阔意义上的一般公共领域的判断。

　　余先生的边缘化视角易造成公共理解的某种局限

　　第二点，我们可以从余先生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知识人的角色和性质上去看待他的一些表述。他对陈寅恪的研究已经是广为人知了，他说陈寅恪其实还是处在政治与文化的中心，陈寅恪的家学渊源其实是传统士大夫家族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枢纽性角色的一个表现。而余先生这代人，包括我的导师张灏先生，他们这些学人在二十世纪的命运，近于余先生说的边缘化。他们离开中国，游走于中西之间，客观上接触到了独特的机缘和资源，但同时他们在和中国问题的关联度上也高度地边缘化弱化。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士绅，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士人、士绅是高度内在于中国社会秩序当中的，在地方上参与很多活动，在全国政治中参与很多活动，像康有为、梁启超甚至梁漱溟都能体现出这样一个特征来。而余先生这一代其实是有某种悲剧性的，如果从中国文明二十世纪的转型来看，他们是相对超离的，这使他们有了观察的距离，有了获得洞见的良机，但同时也会造成一些隔膜、蔽障。我极为心仪先生所言我在之处即为中国的志业心愿，但也应该清醒意识到背后包裹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之错综关系，这个关系对于公共领域的意蕴是多面向的。

　　从余先生本人来看，反映到一些公共问题的论述和意见上。比如他总是从一个普遍意义的民主主义，支持对于民主的一种高调想象，对于具体问题复杂性的分析往往不足。

　　这也揭示出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继承着千年传统，也继承着二十世纪的革命传统，并且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有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来面对中国的传统，怎么面对中国传统秩序的转型，其实也是一个高度挑战、高度复杂的智识难题。这个难题，我想类似余先生这样的边缘性视角是需要有一些反思的，这个反思可能对于身处港台的一些知识人也有借鉴意义：在承认一个大的中华文明涵育成长的前提之下，从一个什么样更为健全、稳健的角度来思考无论是文化中国、经济中国亦或是政治中国的共同成长，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什么样的精神自觉来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同时现代西方转型经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教条性的信念、信条和印象又应当如何认知其辩证性。

　　我们的公共理解往往出现两个弊端：一种是将西方转型经验的现代片断视为天经地义的模范，直接以其为指导来理解评判中国当前的问题；一种是在既有意识形态话语的无形支配下，尝试以中国独特性模式来为现状提供辩护和证成。二者都是智识上的懒惰或懦弱，都没有真正贯通地、开放地提供对于中国问题的内在理解。

　　余英时身上折射出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尴尬

　　进一步我们要深究，比如怎么样在现代的公共秩序构建上面充分激活传统，这个传统不仅对于大陆，对于香港，对于台湾地区，甚至对于海外华人还是有意义的。当然更进一步讲，我们从儒学普遍主义抱负来讲，对于天下是有很多启示的。余先生对于当代港台新儒家是颇有微词，这跟个人的具体经历、私人恩怨高度交杂在一起，他对牟宗三、唐君毅先生他们代表的哲学味的新儒家是高度不以为然的。而且他自己在儒家身份上其实是采取一种知识学的态度。他的访谈里有说过，每个时代的儒学都不一样，很难说我是一个什么儒学，我无法归宗。但其实我们看到余先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很多外界的评论家都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给他定性，他体现出儒家士人的那种使命、风度、气质。

　　当然二战以来的儒家发展，基本上是学术化，港台新儒家基本上以高度学术化的哲学径路来钻研儒家，而在社会公共空间声音很微弱，在这些地区的社会转型当中没有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个是令人遗憾的，这也是二十世纪儒家命运一个非常低徊的表现。但当代新儒家的前辈像康梁，往后是张君劢、梁漱溟、熊十力，这些人都是能够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直面中国现代公共秩序重建的根本问题的。

　　在这上面不应该只是一个知识学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文明滋育出来的人，儒家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的天命。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承续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对于余先生躲避儒家认同不太以为然，这个归宗未必就是要归于某一宗。他这里面的纠结躲闪其实是由于厌恶狭窄的门户宗派意识，压根连儒家身份也抹开不谈了。我们成长于斯，根植于斯，受到儒家数千年传统的恩荫，农工商贾皆可为儒，知识人为何不能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认同儒家呢？

　　余先生在公共秩序建构上面的论述方式其实是比较薄弱的，议政表态，他认为这个也就是康德的公开运用理性的表现，但这其实是不够的。

　　或者说他部分地也体现出余先生所服膺的胡适自由主义的一些重大缺陷。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很好的反思，比如说吴国光论述胡适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些重大缺陷，政治上的距离感过大，或者有些政治洁癖，建制力组织力是很弱的。我觉得在这方面余先生所代表的那样一个认为儒家在公共领域内不会太有作为的成见，其实是折射出二十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些尴尬之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必要一方面呼吁自由主义的回归，向儒家传统回归，一方面呼吁对自由主义的超越，走向儒家传统的复新。余先生他强调格义之不得已，但今天面对现代普世文明主流的自由民主宪政这些也走此路，已经不足以成事，不足以应付中国转型这个复杂问题。

　　余先生从政教关系来理解儒家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但是问题是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家意义上的政教是不是在讲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这些问题其实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我们看到美国立国，它的基础里面基督教很强的，托克维尔也说过如果没有一些最基本的信条作为大家的共识，这个社群是不可能凝聚的。在这里我们其实要思考的是，现代中国恰恰是在经历一个新的现代秩序的凝立，根本的精神根据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承认西方的很多现代经验，但是这样一个几千年处理中国境内的复杂族群关系、权力关系的儒家传统难道就没有什么丰富的智慧给我们滋养么？所以在这方面我对于余先生说，儒家在公共领域内退出，只是在个人修身领域内有用武之地，是有所保留的。

　　而且我们看到余先生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游移不定的，他大体上似乎总是概括地说“私领域有所作为，公领域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又把话说回去，指出对公共人格的塑造、对于政治领袖的塑造，儒家能发挥很多的作用。这些其实都是在公共领域发生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余先生没有想透的地方再想透一些，毕竟他会有他的知识短板、思考盲区，不必把他的论点教条化。要在一个现代学术分工的格局下，各自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共同推动余先生提出的志业，这才是对他最充分的致敬。

　　余英时的史学径路更符合公众阅读趣味

　　关于近年来的“余英时热”大概有这么几个原由：

　　首先知识径路有好几个，史学是一个径路，思想也是，哲学是一种典型的思想状态，思想理论也是一种径路。但是史学径路它有一个好处，它的知识性很强，它可以关注很多具体的个案，比如说写方以智、写朱熹、写胡适，都是在说过去，而且是有很多的考证、很多的脱胎于实事的论述，这样一个东西一方面能够具体地引发读者兴趣，另一方面能够规避掉那种思想理论性径路带来的很多政治负担与知识负担。知识负担，比如读罗尔斯的《正义论》，读不下来，不要说一般公众，让一个大学生去读罗尔斯的《正义论》都非常难，太枯燥了、太机械了，但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就比较符合一般公众阅读的趣味。至于政治负担，因为直接的思想论述不可避免的很快进入对于中国现下的政治问题的分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余先生这样一种以史学为主要特征的知识性、学术性的径路，容易在阅读界当中存活下来，并且持续吸引关注，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在原由。

　　其次，就是和余先生这种港台甚至海外身份有关。当然也和他一直以来的政治态度不无关系。他有很多对于现实问题的评论往往提供了另一种声音、另一种角度，这种声音和角度在我们的环境里不大能听到的，也无法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