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过去2年里，与默多克集团的有关人员接触超过20次。担任过默多克旗下《世界新闻周报》主编的库尔森(Andy Coulson)是窃听丑闻的主要嫌疑人之一，而库尔森则曾担任过卡梅伦的公关顾问，这更引起了公众对媒体与政治携手的责问。卡梅伦不得不承认，在用人问题上犯了错误。“用今天清晰的目光来回顾过去，在我们今天知情的情况下，我当初不该聘用他，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命。不过，决定不是在回顾中作出的，而是在当前。”

    默多克窃听事件已经从非法窃取私人信息扩大到媒体与政治的相互利用和携手，虽然还没有到相互“勾结”的程度，但也已经危害到了民主社会媒体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根本原则。

    民主社会一向以信息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为傲，只有自由的，不依附于权力，不受权力控制的媒体才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集聚公共舆论、协助公共辩论、流通真实信息和有效监督政府。默多克窃听门事件暴露出来的恰恰是这种被民主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是多么的脆弱，多么需要由公民社会不断予以监督和维护。

    在民主国家里，新闻自由的脆弱与个人自由的暧昧是同一个道理。个人自由的底线是他的私人空间免受外界侵犯。正直的公民和罪犯都坚持这样的自由，因为这对他们都有好处。同样，新闻自由的底线是媒体独立，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

    但是，自由并不只意味不受外力干预，而且还包含自由主体的自律。一个正派的公民不会因为自己有言论自由就用语言伤害他人，同样，一个严肃的报纸也不会因为享有新闻自由，就窃取私人信息予以公布。默多克窃听门的问题，正是在于它破坏了媒体职业伦理自律所要求的那种新闻自由。有论者因此评论道，“一个以制度为本的社会有五个标准，政治权力，法制，新闻自由，公共诚信，审计制度；这次新闻集团破坏的东西跟一个政府破坏法律是差不多的；它跟政府勾结窃听，把新闻行业的声誉破坏了，很像法官受贿以后执法不公正，把法律形象破坏了。”

    在默多克集团危机波及英国首相卡梅伦之前，窃听门事件引起公众关注，还只是一个“丑闻”，报纸背离了媒体的基本职业伦理，而且还涉及了警方与信息窃取者的合作，这种知法犯法行为使得公众在对报纸滥用新闻自由非常失望，也对法治的一些执行者是否真的在保护公民隐私发生了怀疑。但是，媒体与政治的携手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引起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里类似情况的警觉，担心默多克集团对政界的影响：“因为默多克在美国政界的权力和影响。……我们今天不能像过去那样相信媒体仍然是一个为我们过滤信息的守护者。今天做一个好公民的职责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上告诉我们怎么做。并不是媒体怎么说，我们就一定要相信。”

    忧虑媒体与政治携手会对民主制度造成巨大的伤害，虽然未必适用于美国大多数的报纸，但也不是危言耸听。默多克旗下的报纸和其他小报都有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的特点。有论者说：“人们都害怕那些欺凌作风逼人的舰队街报纸。政府尤其不希望与它们发生冲突，总是退避三舍。”几十年来，不只是在英国，而且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政治家们都想得到默多克旗下报纸的支持，《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默多克)新闻集团历来用它的报纸……来左右和压制公共辩论，一贯及时出手，帮助首相当选，同时不失时机，惩罚对手。”这样的新闻运作已经近于霸道，默多克和他的新闻集团惹起众怒，这应该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作者系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