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绿色消费思想的演进
回顾西方经济思想的演进历史，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从前古典经济学过渡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再到现代经济学时期的理论发展脉络。从中溯源人与自然、自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及之前的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消费主要受制于资源水平，忽视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如何采取经济措施改善环境污染等议题直到现代经济学时期才被正式考虑。
(一)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忽视消费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
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学者对环境的关注始于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重视，忽视了消费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古希腊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的生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尤其是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们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的主要农作物和各种资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亚里士多德学说中不存在“环境”“生态”相关论述，认为人们的需要是有限的，但是欲望无限，为了满足无限欲望的商品(如食物)是不正常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可以通过减少消费来解决稀缺性问题，本质上其所关心的仍然是个体行为的欲望是否服从理智能力的管束。
重商主义学派产生并流行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的西欧，彼时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航海扩大了市场，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刺激了工商业发展。重商主义学派认为，通过维持低水平消费和高水平生产，并增加出口，财富将会增加。通过贸易还会从其他国家获得更多原材料等自然资源，尤其是重商主义学派特别喜好金银货币，因此鼓励开采贵金属矿藏，这也是一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但并未产生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意识。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产生于18世纪50—70年代，当时正在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封建剥削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重农学说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秩序”论，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是“自然秩序”，只有适应自然秩序，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说明其已经认识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重农学派明确提出只有土地才能生产“净产品”，说明重农学派意识到了自然资源是生产投入要素的观点，但其对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认知还不全面。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意识到节制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消耗
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会影响人们的需求满足，主要讨论了包括土地和矿产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对满足人们需求的影响。工业革命使得英国工业效率大幅提升，英国企业逐渐壮大，不再依赖政府给予的补贴、特权、关税保护，商人赞成自由放任的政策。资本主义性质的纺织、采煤、冶金、造船、造纸等行业发展迅速，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并在印度和美洲夺得了大批殖民地，为其继续发展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自然资源。自由放任的政策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为了保证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要节制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消耗。约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自然法在赋予人类私有权的同时也对权力加以限制，要求以供人类享用为度，人类只能享用一定量而不是无限量的资源，且私有权的运用不能妨碍他人的基本生存。亚当·斯密(Adam Smith)依靠“公正的旁观者”和“政府”有效缓解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利己和自由市场就可以引申出环境保护的观点，即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包括不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这就意味着必须对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污染现象进行控制(蔡华杰，2018)。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其认为人口以指数型无限增长，自然资源的数量有限，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会耗竭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料。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即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而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就是土地和水资源，因此，他支持对于土地和水资源的节约使用。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长期居住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同时英国工业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生产要素更多地被投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当中。对于消费与自然的发展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态和一切生产方式中，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他强调，随着人类需要的增加，虽然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器大生产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肆意开发和利用，进而对自然造成破坏，但也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进行改良，从而节约“自然力”。这种思想与后来的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前瞻性。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关注合理配置资源，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所以消费发展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技术的应用带来更多新产品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需求和产量的增加引发工业领域的变革。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在资源稀缺和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何通过价格或者产权合理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此更好满足人们需求。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绿色消费，但其对于可持续发展持乐观态度，谈到了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好满足人的需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关注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强调可以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他相信人类依靠机械和化学方法，可以把土壤肥力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的资源内涵比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资源内涵有了拓展，马歇尔认为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获得新鲜水、阳光、空气的困难更大。然而，有必要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过于关注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忽视了消费领域的公平分配和环境问题。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在分析“有闲阶级”时指出奢侈性消费是其特征之一，其认为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作用下，人们的消费会越来越奢侈，越来越超出自身实际需要，造成浪费。可见，凡勃仑对于奢侈性消费的批评与当前绿色消费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这一思想彼时并未在西方社会产生太大影响，伴随消费过程引起的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问题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四)现代经济学时期：逐渐认识到要缓解环境和消费发展之间的矛盾
现代经济学时期，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存现状警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不仅仅作用于经济产出，还影响区际和代际的可持续发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各自关于环境与消费发展的见解，体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性。20世纪20年代，由于自然资源充裕和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投资不断扩大，美国经济经历繁荣期，然而，从1929年开始，消费品市场消化不了增产的商品，引起投资大幅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和消费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论的宏观干预思想基于资源可以永续开采使用这一假定，完全抛弃了节俭、储蓄的美德，偏执地崇尚和鼓励消费，则更加加剧了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大萧条过后，发达国家经历了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等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如何在采取经济措施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指出个人节俭和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矛盾，节俭方式应该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其认为地球的生态环境是公共品，理应制定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既不能因为只顾满足自身需求而形成掠夺性消费，也不能过度保护资源导致现有需求难以满足，而是寻求代际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分配。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等西方经济学家也对凯恩斯主义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更强有力的挑战，认为不能放任消费需求的无限满足。戴利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前者指维持人生存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是有限的，后者指那种满足以后能够使人感觉到高人一等的需要(主要是一种心理需要)，这种需要是无限的。其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资源的所有稀缺性问题，还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需要用稳态经济思想保证既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同时又能够满足当代及后代的最大生存发展需要。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提出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绿色消费概念，并不断加深对绿色消费的认识。绿色消费概念在美国被提出，当时被认为只是包含环境问题的“社会营销”概念的一种扩展(Peattie，2010)。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环境公害事件频发，绿色消费获得更多消费者关注，人们发现绿色消费行为与消费者的态度、动机、心理以及制度因素有关，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更关注日常消费行为的环境效应。绿色消费不再局限于购买绿色产品，而是包括在购买、使用或处置产品的消费全过程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不仅要求对生态环境影响小，而且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近年来，伴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东京议定书》《巴黎协定》的签署，人们对绿色消费思想内涵的阐述又包含了降低消费过程中碳排放的要求。
二、中国绿色消费思想的演进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文化里，虽然并未直接使用“绿色消费”这一术语，但中国古代各时期诸如爱物节用、反对奢侈浪费等论述和思想都强调了正确处理人的需求满足与自然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正好契合了绿色消费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思想不仅体现在个人生活中，也贯穿于社会文化、国家制度及政策中。历史上对奢侈浪费的批评和对节俭的推崇，不仅显示了全社会对环保和资源节约的重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也随之不断建立与完善。因此，可以说古代文化中蕴含的节俭或环保思想本身就是绿色消费思想的一种早期体现，并且这种思想得到普遍认同，一直延续影响至今。当前，绿色消费思想不断被赋予更多新内涵和新理念，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绿色消费思想更多强调权衡人的消费需求满足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新时代绿色消费思想则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们更高水平消费需求满足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
(一)先秦时期：消耗物质时顺应自然
先秦时期流传下来了诸多思想流派，彼时各思想流派率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初步认知，认为人在消耗满足自身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时应顺应自然。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的程度往往有限，不得不顺应自然，否则人类生存需求难以得到长期稳定满足。儒家思想提出“中道和谐”，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意味着在向自然索取和消耗自然资源的时候要遵守时令，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和自然、宇宙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道家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地位，其意识到人不能高于自然界。法家尊重自然规律和强调生态平衡。“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说明其知晓自然界生物在数量和结构上存在一定的规律，不能人为破坏其规律。
(二)秦汉时期：节制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秦汉时期逐步通过制定法令来节制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消耗。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时期，社会治理体系较为严苛，且这一时期重农抑商，因此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农林牧渔业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令，反映了彼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秦简《田律》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生态保护进行立法的国家。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对自然界中动植物的砍伐、采摘和渔猎的规格和时间都作了详细规定。汉代通过制定法令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为人们适度利用。“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从这些法令看出，当时统治阶级明白要保护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但并不是完全禁止采摘渔猎，而是认为通过合理规划节制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保证自然资源可再生。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绿色生产生活缓解民生需求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第一次产生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的时期，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使北方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也导致生态的破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这一时期绿色消费相关思想实际上较多地与民生等问题相联系，目的就是通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彰显绿色生产生活的思想开始在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的更大范围内被社会接受。由于先秦、秦汉时期厚葬之风严重消耗木材、破坏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开明帝王率先垂范，提倡薄葬，减轻民生压力。例如，魏文帝要求自身后事一切从简、杜绝奢侈浪费，“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同时期官吏贯彻落实体现出绿色生产生活思想的政策诏令，《三国志·卷十六》记载东汉郑浑任山阳、魏郡太守时，“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说明当时官吏鼓励人们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生活所需的木材和果实，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满足更好生活需求。该时期民众大量从事农桑，《齐民要术》记载了很多农业生产中土壤轮耕、间作套种、耕耨结合、作物轮作复种、合理施肥以及农、林、牧、副、渔多业互补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内容，表现出农业生产生态化、科学化水平，通过发展农业解决民生需求问题。
(四)隋唐时期：加强管理与亲近自然，塑造绿色消费意识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尤其是唐朝，经济空前繁荣。统治者希望通过完善机构和法令等制度，更好地管理和规范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时，只有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才会更乐于通过各种文化载体表达对自然的亲近与喜爱，并加深对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关系的认识。一方面，唐朝设立了虞部、都水监等专门机构，负责农林牧渔资源的有序开发以及相关禁令的执行。唐玄宗时期，严肃惩治宫中的奢靡之风，下令禁止使用鸟羽、兽毛制作衣饰等物品，有效遏制了滥捕珍稀动物的风气，保护了动物资源。另一方面，唐代诗歌生动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亲近之情。许多诗歌直接描绘自然之美，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王维的《辛夷坞》。一些诗歌还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自然之美，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认识水平的提升。隋唐时期人们对自然的亲近与喜爱，对后世在满足自身需求过程中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宋元明清民国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消费发展与环境保护
宋代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人们越来越重视生产生活资料的流通和消费，使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加。张载的“民胞物与”(欧阳澜、汪树东，2018)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消费扩大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思路。其视“天人合一”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一气相通，并非相互对立，万物与我们同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这与现代绿色消费思想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清代人口的快速增加带来消费的快速增长，进而导致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快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彼时由于经济核心区的生态环境尚能为满足人们需求提供一定的支撑，士大夫阶层认为自然资源主要以被人开发利用为主，但边疆地区已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尤其在自然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生态保护思想开始萌芽并逐渐兴起，如云南发现了大量禁伐碑刻(周飞，2015)。总体来说，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认知有限，没有找到兼顾满足人类需求扩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目标的思想理论，大多依然强调通过制约人的行为来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民国时期，孙中山将生态环境问题与老百姓的“食”“住”“行”等民生问题直接挂钩，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周建波、杨扬、应征，2018)，说明其开始认识到人类需求满足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共性问题。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绿色消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在衣食住用行等各方面的需求也快速提升，简单地制约对自然资源的过多消耗已经无法满足如此多人口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诉求，需要寻找新的路径。面对民生诉求，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继承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获得了一些与绿色消费相关的经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经济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对绿色消费的关注较少，但毛泽东也曾提出了不少具有绿色消费内涵的观点，如“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373)。在民间，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老百姓常常循环利用衣物、生活器具等各种生活物资，这其中蕴含着循环经济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都有显著提升，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倡“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882)，这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利用科技改善环境的思想一脉相承。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十分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经过长期努力，使我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资源永续利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讲话与中国古代“中道和谐”的思想有一定联系，强调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力图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人们对于提升生活水平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诉求提高，2004年5月胡锦涛在江苏考察时曾提出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将其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联系，其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两手都要抓，最终目标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由此，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思想也在我国消费端被接受并付诸实践，消费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得到了显著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绿色消费的认识进一步打破了消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新时代，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消费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彰显中国特色的标识性理论或话语，说明其意识到消费发展和生态保护二者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基于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可以将自然资源视作资本，并由此推动社会在自然资源评估、核算、生态价值补偿等方面进行多种尝试，促进自然资源确权和生态环境补偿等制度的完善。深入理解消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国新时期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人们消费需求增长之间矛盾的根本之策。此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指导绿色消费发展的经验是坚持系统治理的思维，其既有对全局总体战略的整体谋划，又有对局部关键问题的精准把握。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再到党的二十大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既反映出对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也反映出对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的思考，更突出了当前从供需两端解决消费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思路：一方面，通过引导人们增强绿色消费意识和引领绿色消费生活方式扩大绿色消费的国内需求，另一方面，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绿色产品和服务，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不断建立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为经济增长增添来自消费端的新动力。
三、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比较
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均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外在条件影响，并且其发展内在要求、经济效应和制度贡献上存在一定相近之处，但在价值逻辑上又有明显区别。
第一，绿色消费思想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是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发展的共同外在条件。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西方没有特别留意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意义，例如前古典经济学时期的一些学者认为通过牺牲部分生态环境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无可厚非，反而将生态环境损失看成消费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随着西方经历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这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市场中有效配置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同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中国古代，一般认为人的需求满足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矛盾的，需要通过降低消费的数量来实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快速增长，生态环境也不断优化，人们才逐步摒弃过去单纯制约人的行为来降低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影响的思想，进而意识到在达到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条件时，消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绿色消费思想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产物，且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二，绿色消费思想试图兼顾消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目标，这是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发展的共同内在要求。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需要面对人口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消费扩大等问题，也同样面临全球自然资源逐渐被消耗、环境受到污染等压力。起初，中西方都认为消费增长必然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二者是绝对对立的。随着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加深，发现可能找到既有利于消费增长又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新模式，从而衍生出绿色消费思想。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虽然资源的稀缺性会影响消费需求的满足，但稳态经济思想认为在不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可以满足当代及后代的最大生存发展需要。中国古代绿色消费思想也认为可以通过节制人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第三，绿色消费思想有助于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发展的共同经济效应。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绿色消费思想发展进程都显示，虽然生产力水平对绿色消费思想有决定性作用，但是绿色消费思想的形成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生活方式。在农耕社会，彼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改造自然的影响力有限，随着人们需求总量增长，绿色消费思想由节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转变为利用有限资源缓解民生需求问题，生产生活过程表现出由单纯地减少资源消耗向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转变;当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生活对于资源的消耗显著增长，但随着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思想的涌现，促进社会生产方式由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转变。当前，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提升生产生活效率，更加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成为新潮流。从机制上分析，绿色消费思想能通过促进总体需求规模扩大、需求结构优化以及个体消费者偏好改变等传导至供给端，进而对要素配置方向、生产技术改进等产生重要影响，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实现供给和需求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匹配。
第四，绿色消费思想源于实践经验总结进而促进相关制度的建立，这是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发展的共同制度贡献。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起初都源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如马尔萨斯对人口和消费、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人口过快增长使得物质生活资料难以满足人们需求，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现代经济学家们则认为资源的相对短缺不仅仅是由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导致的，还与人均资源消费量有关，当人均资源消费量过大时，也会导致资源相对短缺，因此当面对全球生产生活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加的环境问题时，世界各国通过参与制定《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一系列制度协议试图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国际公约来保证绿色消费的发展。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就发现在消耗自然资源的时候要顺应自然，要尊重自然万物生长时令，才能满足人们长期的消费需求，这样的早期绿色消费思想促进后来历朝历代有关环境保护法令的出台，如秦朝《田律》对动植物的砍伐、采摘和渔猎的规格和时间都作了详细规定，唐朝设立虞部、都水监等专门机构可以有效管理农林牧渔资源的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更是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消费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将现代绿色消费思想转化为制度要求。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国不断探究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生态环境补偿、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制度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与提升，这也是制度层面属于绿色消费思想的边际贡献。
第五，西方绿色消费思想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中国现代绿色消费思想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西方绿色消费思想常常打着降低碳排放等环境保护的旗号，实际上却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其要灌输的只是资本主义生态观和世界观，维护发达国家自身及其企业发展的优先权。西方绿色消费思想不是真正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享增长，也没有考虑全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妄图通过制定诸如污染排放指标等规则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资源条件，在其制定的规则下必然导致世界格局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诉求的持续压制。
中国现代绿色消费思想所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是对西方绿色消费主义的扬弃与超越。当前，以“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典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具有促进新时期中国消费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内涵，又具有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普遍性含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是因为在全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和独善其身。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绿色消费思想要求根据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历史维度和国家发展的现实维度，各国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承担环境治理责任，防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话语权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要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将全球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演进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西方绿色消费思想发展大致都经历了节制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提倡资源高效利用→强调绿色消费科学认知三个阶段。西方古典经济学时期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需求会耗竭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生产资料，应减少人对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时期马歇尔等关注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可以通过一定科技方法改变土壤性质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现代经济学时期萨缪尔森则指出应制定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追求代际公平，满足后代消费需求。同样，中国古代早在先秦和秦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类生活需求的满足会给环境带来影响，并随之提出各种办法减少人类对于资源的消耗;毛泽东提出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反映的就是以资源高效利用适应消费增长的思想;当代中国提出的循环经济、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是不断完善全社会对绿色消费的科学认知水平，明确了消费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内在统一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第二，绿色消费思想发展必然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方面，绿色消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在农耕时代，人们对绿色消费思想的认识源于农业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意识到要根据时令采摘捕猎动植物，要有节制地消耗自然资源。当西方进入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人们对绿色消费的认识就提升到要通过价格机制或者产权合理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此更好满足人们需求。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大数据等高科技快速发展，为更好节约能源、提升消费质量提供了可能，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消费新模式、新理念、新场景，是绿色消费思想发展与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的又一应证。另一方面，绿色消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文化和政治制度发展水平为支撑的。在先秦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不稳定，各地战乱频发，使得绿色消费思想更多是在民间生产生活过程中流传或者在思想家的论述中得到体现，如诸子百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和《齐民要术》关于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随着秦汉时期中国实现统一，统治阶级才有精力和能力通过制度和律法的方式贯彻落实绿色消费思想，如秦朝《田律》才得以制定，并能够被执行。在唐朝，不仅中国经济空前强盛，文化发展也格外活跃和繁荣，由此在唐诗等文化载体中才可以感受到大量赞美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第三，中国绿色消费思想在吸收中西方不同时期正确绿色消费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现代中国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吸纳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内容。同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倡导探索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条件，这要求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生态环境补偿、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引导生态环境资源成为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与西方强调以市场机制和清晰的产权制度、奖惩机制为基础，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绿色消费思想有相同之处。
第四，中国现代绿色消费思想与西方绿色消费思想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伴随全球化进程，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而是会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西方绿色消费思想看似是“环境中心主义”，实际上却打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算盘。西方国家绝不会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而将专利、技术无偿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而是靠专利和其教育体系培养的精英知识分子维持其在国际资本体系中攫取巨额利益的优势地位，不顾全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绿色消费思想有关内容所遵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其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绿色消费事业发展中的积极性，把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和消费需求满足的满意程度看作绿色消费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从全球范围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绿色消费体现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发展思路，强调的是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长远利益，用平等协商的方式促进绿色消费发展成果造福全体人类的发展路径。
（文章有删减，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