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00后”成长于经济全球化、数字化与社会转型高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之中，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使得这一代青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空前复杂。当代社会的高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不断聚焦到个人层面，激发青年对价值选择、身份认同与社会责任的反思。正是在这种内外作用之下，“00后”不断进行自我审视，逐步生发出既能融入主流价值体系又能兼容多元文化的思想观念认知。为深入剖析“00后”的价值观形成与演化机理，本文从主要特征、影响因素和引导策略三个层面展开论述，旨在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治理实践提供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思考。
“00后”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00后”面临的时代背景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国际政治博弈的加剧与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为青年社会融入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青年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这两者共同塑造了新时代青年的思维模式与心理特质。“00后”在价值观层面既继承了以往几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时代烙印，这些印记相互映照，塑造出“00后”复杂而多面的价值观版图。
时代变局重塑全球视野与家国担当。“00后”成长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间竞争日益加剧，国际秩序呈现出明显的动荡和分化。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蹄疾步稳。对于“00后”而言，这些宏观变化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他们的学业选择、就业规划与个人奋斗目标，从而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人的价值观。
“00后”更关注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近年来，美国“关税讹诈”“卡脖子”技术打压频频成为热点话题，与以往强调个人自我实现或物质追求的价值取向不同，“00后”更早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整体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世界局势的高度关注，都折射出这一代人基于外部竞争格局自觉形成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是民族情感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国际博弈格局的理性认识：要想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和整体国力的提升。
“00后”更注重创新与国家发展。许多青年在选择专业方向或创业项目时，更倾向于与社会发展、国家需求相契合的领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技术行业，以期在“硬科技”赛道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相较而言，“80后”“90后”在求学与择业时更多地受到经济全球化机遇的吸引而选择跨国背景浓厚的方向，而“00后”面对日益削弱的国际流动性和不断增长的技术封锁压力，则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创新与内需市场的开拓上。但这并不等于封闭保守，“00后”对于多元文化与跨国视野的需求依旧强烈。尽管经济全球化遇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00后”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留学交流机会，努力接触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思想。在应对外部博弈与民族复兴的双重语境中，“00后”形成了兼具务实精神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全球公共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的关注，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应有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另一方面，他们将这种诉求与国家实力提升、民族复兴愿景紧密结合，形成了独具时代特征的“家国青年+世界青年”的身份认同。对他们而言，国家利益与全球责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同向前行的共在。
深度现代化触发身份建构和意义反思。深度现代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迁、价值多元与科技革新，正深刻影响着“00后”的社会化进程与自我认知方式。深度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更快速的社会变迁与更复杂的全球交互，也意味着个人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外部情境中重塑自我定位与价值追求。“00后”在面对“如何创造意义、在何处寻求意义”等问题时，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
在传统社会中，“意义”更多地由家庭、宗教、社区或国家等宏观系统自上而下地提供，而“00后”逐渐意识到这些宏观系统所提供的意义框架可能存在“失灵”或不够完整的情形。他们需要亲自参与、探究与创造，从多元渠道获取意义要素。就此而言，深度现代化带来的高流动性与高风险性，一方面迫使“00后”自觉地承担寻找和创造意义的责任，另一方面为其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与可能性，让他们能够在不同文化和社会实践中进行选择与拼贴，从而建构更具个体化色彩的意义系统。此外，“00后”在成长过程中目睹或亲历了全球经济震荡、新冠疫情冲击以及各类“黑天鹅”事件。对他们而言，社会稳定与物质丰裕不再是“理所当然”，风险和“意外”倒逼他们更加积极地反思既有发展路径，去探寻更能抵御不确定性的价值坐标。有的“00后”借由创新创业、文化创作等渠道，试图以新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或实现自我表达。但无论选择何种路径，背后都体现出他们对“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何为有意义的人生”等人生命题的深度思考。
“00后”所展现出的意义系统的更新迭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社会结构转型、数字化浪潮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长期演进过程。深度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与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大，“00后”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愈发多元。他们或以“创新者”的姿态引领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突破，或以“批判者”的态度对流行观念发出质疑，或以“实践者”的方式在社区、公益、创业等不同平台上进行探索。尽管动力与阻力并存，“00后”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展现出更鲜明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热情。
进取为主、焦虑滋生的心态镜像渐成。“00后”整体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具体表现为强烈的进取精神、明确的自我实现目标和持续的社会参与意愿。这既是对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发扬，也是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各方面期望的一种积极回应。同时，他们热衷于乡村全面振兴、绿色发展、志愿服务、社会公共话题讨论等，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力图在多元化的信息环境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点和影响力。这种在行动上展现出的理想主义特征，构成了“00后”积极心态的重要内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适应社会变革、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说，“00后”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结果，既受益于新时代以来国家在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也反映了青年一代更高的自我期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尽管积极心态占据主导，但近年来“00后”中消极心态的增长趋势仍不容忽视。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与风险感有所增强，充满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劳动力市场匹配难度提升、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局面，他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定位与发展路径。成功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努力与回报线性对应的结果，而是多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这种现实感知无疑使一些“00后”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面临落差感与方向感缺失，进而催生出挫败、失落、焦虑、甚至悲观等负面心理。
综合来看，“00后”在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张力。积极向上的一面使他们能够在面对重重困难时依然保持乐观和奋斗的信念，而消极情绪的滋生则揭示了他们在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不安和脆弱。积极向上的角色意识和挺膺担当的责任感依旧是主导力量，但就业市场压力、个体前途不确定性、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对他们的积极心态构成挑战，个体层面的消极情绪成为一个快速扩展的次生心理现象。“00后”的心态表征或许正是现代社会快速变迁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内向敞开、外向收拢的圈层社交兴起。“00后”的社交模式呈现出高度圈层化与“内外有别”的特点：在熟悉、信任的“小圈子”内，他们能展现出开放、亲密和丰富的情感交流;而在面向更广阔的社群或陌生环境时，则表现出审慎甚至防御的态度。“小圈子”内部的连接往往依托于共同的兴趣、经历或价值认同，如同温暖而牢固的“避风港”，让成员得以在高压力的外部世界之外暂时休整。
在日益复杂与匿名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倾向于在更小的群体范围内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从而区隔出“我们vs.他们”的身份边界。数字平台的普及为“圈层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通过兴趣小组、社交媒体私密账号、粉丝社群等形式，“00后”能够依托特定话题、次文化标签或精神偶像迅速聚集，甚至形成细分的“子圈层”与“圈中圈”。在这些私密或半私密的空间里，群体成员往往以更自然、更放松的方式交流彼此的想法、情感或创造作品，而不必担心被外界审视或评判。这种密闭性与高黏性虽能强化群体认同和凝聚力，却也可能让他们在面对与自己意见不同或生活经验迥异的人时更倾向于回避沟通，进一步加剧了不同青年群体的隔膜与误解。
与此同时，圈层文化也以亚文化的形态展现，如二次元、饭圈、游戏公会、文艺沙龙等，“00后”可以在一个或多个兴趣领域中切换角色、交换资源、建立网络声誉。部分青年对“同温层”以外的信息不甚关注或抱有排斥，这种“对内开放、对外封闭”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00后”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或价值冲突的顾虑。此外，社交媒体上日益突出的“标签化”与“粉丝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部分青年对群体身份的强烈依赖和对圈外者的防御心理。
“00后”的圈层社交既可以看作是对当下竞争性与不安全感的某种回应，也反映了数字时代人际交往模式的再造：他们渴望在“小圈子”里获得最大程度的理解与情感支持，却也往往因圈层划分而减少与他者的互动机会。对于“00后”而言，小众圈层不仅是社交方式上的自主选择，更是自我身份和价值宣示的一种渠道。
“00后”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因素
“00后”价值观的形成受多重变量影响，既有来自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也有来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思想观念的冲击与启示，同时还包括在数字媒介与信息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的认知模式与社会心理。
高度竞争环境既带来动力也带来压力。“00后”所处的社会情境呈现出高度竞争化的特征。这种竞争不仅渗透于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也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种环境中，原本相对平稳的分层模式变得更加流动，只要具备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洞察，个体就有机会通过学业进阶或技能培养以实现“弯道超车”。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青年的奋斗热情，使他们更加积极地争取机会，形成持续的自我提升动力。
然而，当这种竞争在社会结构层面缺少完善的制度保障或合理的分流渠道时，可能会加剧个体的压力，造成群体性焦虑。近年来，“内卷”逐渐成为青年口中的高频词，对于“00后”而言，“内卷”不仅意味着他们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学业、实习、竞赛、技能证书等方面，还要在社交、娱乐、交友、健康管理等日常生活层面承担额外的“隐形竞争”。随着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的普及，“00后”身处“聚光灯”之下——同龄人的成绩单、比赛结果、职业机会乃至社交生活的“高光时刻”，都通过网络被放大并即时呈现。当个人看到他人的“成功模板”后，进一步强化了“内卷”的竞争氛围。
高度竞争的环境会导致两种负向情绪后果：一方面是“被迫努力”的疲惫感。当个人发现对未来竞争环境的付出并不能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时，焦虑、自我怀疑乃至抑郁便会出现。另一方面，个体的奋斗动机也可能发生转向，即从最初的积极进取逐渐演变为消极应对。笔者课题组调研显示，一些“00后”将考取多种证书、参与大量社团活动和实习项目视为“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非自发的兴趣或价值追求。久而久之，负向情绪不仅会侵蚀青年群体的学习效率和生活品质，也会削弱他们自我成长的内驱力。
动力与压力并非简单的对立面，而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当“00后”在多重竞争情境中无法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其应对策略可能趋于非理性，例如在社交媒体上无休止地“刷屏”、在网络游戏里逃避现实，或陷入“攀比—纠结”的循环。这不仅加剧了“内卷化”，也使“00后”的社会化进程更多地被焦虑与迷茫裹挟——当压力失去正向引导，便会吞噬动力。这就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为青年人提供更多元的成才路径和心理支持机制，在平等、开放与友善的互动环境中促使“00后”形成对自我发展的正向认知。
新经济形态对传统奋斗叙事的冲击与再造。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个人勤奋普遍被视为成功的必备条件。这种“努力就有回报”“拼搏就能成功”的奋斗叙事，作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曾是无数青年的人生信条。“80后”“90后”所经历的“高考—就业—成家”三部曲，使个人的奋斗轨迹有较为清晰的“样板”可参照。但对于“00后”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成长路径已不再是普遍适用的“标准答案”，而更像是一道充满变量与不确定性的开放命题。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逐渐由传统的制造业和投资驱动向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与数字经济相伴而生的是各式各样的灵活就业形态，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这些工作形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发展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与此同时，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也在新兴产业领域涌现，尤其是借助风险投资、众创空间、孵化器等新型创业扶持机制，个体可以在较短周期内获得“快速试错”的机会，吸引了大量希望通过创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年轻人。
新经济形态不仅打破了原有的行业垄断与资源配置格局，也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引发了职场晋升逻辑和社会分层模式的新变动。这些改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考量，可视作“风险社会”的再现，传统的组织依附式成长模式正在让位于多元化的“自我实现”与“兴趣导向”。新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重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也为青年奋斗与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路径。这既是对既有奋斗叙事的冲击，更是对其再造与重构的过程。新的奋斗路径并非完全背离过去，而是在传统向上流动逻辑与数字化时代机遇的交织中孕育而生。虽然新经济形态极大激发了青年的创新热情，但我们也要对“风险社会”的外部性给予更多关注，努力建立对不同奋斗路径的尊重与认同，完善灵活就业与自主创业的保障体系，为青年多元化奋斗路径提供更为安全的保护网。
外来思想观念迎合个体“独异性”的需求。“00后”成长于信息极其丰沛且多样化的时代，加之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媒介的深度渗透，使得“00后”在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方面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冲动。他们渴望摆脱传统刻板印象或社会桎梏，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个人独特体验和多元身份的塑造之中。由于现代化进程本身就带来对社会结构的反思和个体自觉的觉醒，一些外来思想观念成为年轻人汲取灵感、重构自我的一块重要“试验田”。个体“独异性”指的是对自我身份、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个性化追求，其核心在于个体强调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化，乃至于对自我潜能与独立性的极度珍视。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我”在不同情境中的能动性与差异性，转向用个体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审美偏好等指标来定义自身。
但需要警惕的是，外来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起源于西方社会，若对其背景与特定语境缺乏足够了解，片面接受其倡导的所谓“独异性”，可能忽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集体主义、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强调，从而导致价值取向冲突。当不同群体过于强调各自特殊性时，容易形成“认同政治”，使青年在身份认同上过分聚焦群体差异而忽略共同利益，进而加剧群体间的对立和分裂，削弱跨群体合作和社会整合的基础。
碎片化知识与多重信息场域的交互共生。与过去相对线性、系统化的知识传递不同，当今的信息传播呈现出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和高速流动的特点。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不仅决定信息的内容，也塑造了个体理解世界的方式。“00后”在网络世界中会面临信息大爆炸与算法推荐所带来的信息茧房，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价值选择、社会判断与认知结构。
碎片化知识既为“00后”打开了广阔的信息场域，也产生一些深层隐忧。其一，零散、浅层的知识获取模式降低了系统思考和深度学习的可能性。理论被“拆解”、逻辑被“简化”、知识被“速食”，一些青年在面对快速迭代的信息时，很难沉下心来进行学理性的分析与批判，一旦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或理论框架，便容易被情绪化言论或偏颇观点所裹挟。其二，社交媒体的“回声室效应”与“算法推荐”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对立与价值冲突。一些青年在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进行社交和讨论时，可能失去与异质思维对话的机会，从而强化狭隘的群体认同，削弱社会共识的形成。其三，去中心化的算法将社会的差异一览无遗，直播和短视频直观呈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部分青年的心态从最初的好奇探索，逐渐转变为焦虑和压力。
当然，碎片化知识并不必然等同于浅薄或无序，也可能为青年群体带来更多创新与跨学科思维的契机。通过在不同信息源之间进行拼接和重构，“00后”有机会结合个人兴趣与社会现实需求，形成更富创意的知识体系。在多线并行的阅读与思考过程中，他们得以在各类兴趣或学科中汲取灵感，通过跨领域“拼接”和“再造”催生出新的创意或行动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碎片化知识既为“00后”带来潜在的困惑，也为他们在多元社会中拓展思维边界、培养复合型素养提供了契机。比如，随着网络教育和开放资源的兴起，一些年轻人借助在线学习平台、自主学习社区等新形式进行深度学习，实现对传统课堂知识的补充或超越。
通过对碎片化知识与多重信息场域的多角度审视，可以发现它既是一种时代特征，也可能成为催生青年自我觉醒和创新思维的重要契机。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信息的碎片化本身，而在于社会能否为青年一代提供理性对话与多元思考的平台。
有效引导“00后”树立正确价值观
做好当代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将工作态度、情感关怀、理论研究和心理支持相结合，在全面洞悉青年群体特质的基础上构建针对性强、可行性高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只有当教育方式适应了新时代青年特点，才能有效引导“00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
下沉青年生活学习场景。一是深度融入青年日常社群。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局限于课堂，应主动“下沉”到青年最真实的生活与学习场景之中。通过参与各类兴趣小组和文化活动，与青年建立更紧密的信任关系，直面他们对现实的疑惑与焦虑。可参考社会学的“参与式观察”法，更好地了解青年在真实环境中的思想动态与行为模式，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引导奠定可靠的事实基础。二是灵活运用新媒体平台。“00后”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对虚拟空间的使用频率和依赖度远超以往。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媒体手段，主动与青年进行对话和互动。借鉴“网络社会学”视角，在线上空间打造富有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内容，引导青年正确辨析网络信息、积极参与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讨论。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率与实效性。三是引导青年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个体对于社会价值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互动。应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公益项目，使他们在与社会现实的直接接触中体会集体主义精神、强化社会责任感。
“以情感人”更要“以理服人”。一是要注重“以情感人”。情感与价值观总是紧密关联的，青年群体往往因外部环境的快速变迁而产生强烈的情感波动。可以通过倾听、陪伴、心理疏导等方式，关怀青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感困惑与现实问题。这种情感支持不仅有助于提升青年的幸福感与安全感，也是进一步开展理性引导的前提。二是要发挥思想的魅力。应善用逻辑的力量，通过系统化、循证化的论证方式，帮助青年甄别谬误、厘清观点，引导青年理性平和地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坚定发展信心。三是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中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重要概念进行学理化阐释，帮助青年建立理性、客观、全面的认知，在多元文化中保持头脑清醒。只有兼顾理性与感性，才能真正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与内化力。
构建群体对话与自主话语生产机制。一是构建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为主要参与者的跨界对话平台，定期组织研讨交流活动，打破群体间的信息壁垒，促进不同群体在利益协调上的沟通与共识。这不仅有助于化解因群体特殊性而产生的对立情绪，也能在实践中培育一种跨文化、跨身份的公共话语和共同体意识。二是在政府官方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平台设立政策信息专栏，并配合权威、简明的政策解读与数据可视化工具，帮助不同领域的青年理解复杂的政策背景和实施细节，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或表达方式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同时，坚持主流媒体与官方渠道在网络中的正面发声，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宣介我国在性别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就，如妇女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用事实回击境外势力的不实指控。三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议由知名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共同组建团队，通过学术研究、媒体传播和公共政策讨论，构建一套兼容全球视野与学理表达，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反映新时代多元、公平和包容价值的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与青年交流层面，积极参与对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减贫等)的讨论，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一是构建完善的心理咨询与疏导机制。学校和有关机构应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从早期预防、常规辅导到危机干预，形成一套全覆盖、可持续的心理支持网络。可以借鉴临床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心理测评、心理课程、个体与团体辅导等多种渠道帮助青年及时排解压力，预防心理问题。同时，应在校内营造和谐宽松的心理氛围，让青年敢于寻求专业帮助。二是倡导积极心理学理念，增强青年自我调适能力。积极心理学强调对个体优势与潜能的发掘，主张通过积极情绪和正向行为来增强个体的心理弹性。在青年群体中推广积极心理学理念，能够帮助他们正向应对内卷化带来的焦虑，增强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同时，还可以结合朋辈互助、兴趣小组等形式，助力青年在互动与分享中重建自我效能感与归属感。通过“同伴效应”，获得内部支持、共情与良性竞争，激发潜能并抵御悲观情绪的侵扰，形成更为健康的心态与价值取向。三是重启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2017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心理咨询师移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宣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考试认定取消，已获证者仍有效。目前，心理学学历教育所提供的专业人员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巨大缺口，建议尽快重启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以有效弥补工作力量的不足。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导，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张宪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