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到一本论述他设计与思想的论著之前，我根本不晓得他是谁。这个叫王徴的人，生于1571年，起先笃信佛道，然后成为一位天主教徒Philippe，最后，他以“实学家”的声名穿越了漫长而晦暗的历史阶段，在历史时间中留下了一个模糊身影。
在1626年的夏天，王徵，这位不大有名的大明天主教徒，在帝都的炎夏里，决心把他看到的西洋图书里有关奇器制造的工艺，翻译出来，配上图绘，方便国人按图制造，方便民生日用。
这时，王徵56岁。他因继母去世回到陕西泾阳，如今守制已期满，在京师与三位传教士交往。龙华民、邓玉函和汤若望这三位耶稣会士此时正等候皇帝圣旨修订历法。四年前，他已经正式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此前很多年，他一直蹭蹬于科场。他早年可谓顺利，17岁取得秀才之后，24岁即中举人。此后连考九次，直到52岁，王徵才取得进士功名。
那时候，王徵已经着迷于制器多年。他仿制古代奇器，并在1626年春天出版《新制诸器图说》。从战争中使用的自行兵车、地雷，到农业生活中少不了的自行磨、水闸，以及扬帆车、榨油机……他着迷于实用机械设计，以他无比的想象力，试图革新技术、改善日用民生，还寄望用西洋近代科学来补足传统机械重个人经验却缺乏逻辑的弊端。
史学家陈垣在《泾阳王徵传》里，说王徵制作了代耕器、自转磨及自行车等。（《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清代学者査继佐亦说王徵“因习西洋术，制有自行车、自行磨，引水代耕”。（査继佐：《罪惟录》卷12）其中或有夸张成分。无疑，王徵确实迷恋于实用器械。故而当他接触到西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阅读了西洋科技著作，他用“令人心花开爽”来描述自己受到的心理震动。
王徵所处的时代，在后来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天崩地陷”的时代，也是一个中西碰面、对抗和融合的时代。
自从1552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倒在珠江口外的荒岛上，身边只有一位新入教的中国基督徒陪伴，他的后继者已经成功进入了中国。明帝国万历晚期，旅华传教士纷纷在江南、京师地区传教讲学。为了收获东方的灵魂，他们决心先贡献西方最新的科技。由于他们采取争取儒学精英支持的策略，部分朝野士大夫推波助澜，一时蔚为大观。也因此，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中国是“近代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
王徵结交的诸师友，庞迪我、金尼阁、邓玉函、汤若望，一次次撞击他的心智与灵魂。而在1620年，帝国知识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耶稣会士金尼阁带了七千多册西文书籍来到中国。由教皇所赐的这些书籍除了天主教教义，便是介绍当时欧洲各学科的科学图书。当时的士大夫将这些书籍分作三类，“资心之学”（天主教教义），“资耳目之学”（语言学），“资手足之学”（机械制造、设计和力学）。
据说，金尼阁的雄心，就是在北京筹划一个大图书馆。为此，他寻求中方合作者，翻译这批图书，并在西安、杭州以及山西绛州创办印刷厂，印成中文出版。王徵便是首位合作者。
当王徵在京翻阅金尼阁带来的西洋图书时，其中机器制造的工艺书籍深深吸引了他。于是，在一个月内，由另一位传教士邓玉函口述，王徵笔录并绘图，著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并在1627年初次刻印。此时，王徵的拉丁文大概只是初学阶段，故而他需要邓玉函传授几何学、测量学等基本科学原理。邓玉函曾受教于伽利略，也曾是罗马第一流科学家俱乐部“山猫学会”的会员。
《奇器图说》简略介绍西洋静力学原理，并图说了47种关涉民生日用的西洋奇器的制作方式。王徵根据原著大意，自己撰写了每一种的制作法要。其中卷一卷二侧重于这些制造的科学原理。第谷？布拉赫、伽利略、开普略等欧洲一流科学家的理论被引进，欧洲静力学原理也同时被引进。
当有读书人从“君子不器”的传统观念，质疑他从事“工匠技艺”的研究实践时，王徵的回应可谓见识超拔。他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待不违于天。”
作为一个独立的造物设计师，王徴所处的晚明，在帝制时期，可说是学者对科学技术价值认同度最高的阶段。当另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邀请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时，这位帝国的大学士秉持着一种战略眼光。他想把数学看成一切造物设计的“内在尺度”。（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事实上，从16世纪起，欧洲科学诞生、人文精神勃兴。从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把人类从宇宙的中心驱逐出去，到1687年，牛顿发表万有引力理论，这场革命持续了整整150年。20世纪提出“范式”的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爱以哥白尼革命为例：哥白尼在克拉科夫上大学之时，正值哥伦布向未知大陆扬帆进发之际；地球的地理学不得不重新改写；在谷登堡，马丁？路德将其纲领张贴于城堡教堂之上；出现了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世界为范式的转变准备就绪。新思想与新工艺完美结合，技术进步不再只是零星事件。1590年荷兰杨森父子发明光学显微镜。1608年荷兰人汉斯？利伯希发明了第一部望远镜。第二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伽利略？伽利雷发明了40倍双镜望远镜，向人类展现了此前从未进入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
17世纪的中国并非完全自外于这个启蒙潮流。
技术文化的交流融合需要长期时日。然而王徵徐光启们很快迎来了明清易代之乱，面向未来的新思想无缘扎根并扩大。1644年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四出招揽名士。当征召王徵的使节到达时，他抽出佩刀意图自尽，使者夺刀时被划伤手，大怒，要绑走王徵。这位倔强的前明官员选择绝食七日而亡。
清朝前期仅有一位康熙皇帝对西学颇有兴趣，但仍不过是帝王玩赏，整体偏于保守排外。宋应星作为一位反对者，他的部分著作被禁毁，《天工开物》被拒收入《四库全书》。1726年清廷编辑出版大型官书《古今图书集成》，收入了《奇器图说》卷三的机械插图，却删除了卷一、卷二全部力艺学理论。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全瞧不上王徵的努力，他传播的力学原理，被认为“荒诞恣肆”，所以要“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
王徵说“学不问中西”，在他身后，却出现了“西学中源”说。经清初帝王的鼓吹，认定西方科技是早年从中国传出去，然后轻视之。其极致便是乾隆的顾盼自雄：“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节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乾隆致乔治三世书）
王徵、徐光启们会通中西的努力，一直到晚清洋务兴起，他们的“革命之路”，才有了李善兰徐寿曾国藩这些继承者。1863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虹口创办“江南制造局”，是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以蒸汽机为动力，采用西洋工艺生产枪炮。制造局还设立了翻译馆。中国人徐寿、李善兰、华蘅芳和外国雇员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一道工作，翻译有利于制造的书籍。“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曾国藩说。他希望翻译工作可以让中国人“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也就是通晓现代机器的结构和运动原理。
两百多年前，王徵说着同样的话。当邓玉函告诉王徵，制造“理得而后法可立也”，他大为震动。王徵希望在设计器械时不止道其然，又道其所以然，为中国器物设计补上逻辑公理这一课，抹平感性经验与逻辑学理之间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