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则环保新闻颇耐人寻味：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严重危害百姓健康，曾引发千人上访，当地环保官员称“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群众反映河南舞阳县河南金大地公司污染问题，面对记者提问，该县环保局局长双唇紧闭、一言不发；联邦制药(内蒙古)公司污染空气遭举报，当地环保局官员称“习惯了就没事了”。

　　从报道看，上述涉污企业明显存在以下特点：都是当地重点招商项目和利税大户；均有多年排污历史，多次被群众投诉，问题却总难见改观。而环保执法在面对这些企业时，不是软得像豆腐，就是绕道而行。

　　现在在一些地方，大项目、重点工程是地方的政绩工程和GDP工程，项目方手中大都握着张“免扰牌”，只要能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税收，能让地方主政者实现“任期内效益最大化”，就是付出些环境代价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在个别地方，企业和政府串通一气，操控环保部门，让其变成实现利益的工具：据报道，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近8年，但踩法律红线的现象屡屡发生。在个别地方，大项目上马要么根本不做环评，要么环评只做个样子，以应付上面检查。一个明显例子，按照国家规定，铅蓄电池厂周边500米内禁止居民居住，但广东紫金血铅污染肇事企业的环评报告，却“隐藏”了禁居区范围内的129户村民，致使96人血铅超标。而这份环评报告，竟然通过了县市环保局的层层审批。

　　虽然节能减排是约束性指标，关系到“一票否决”，但我国目前的环保体制是双轨制，人事上受制于当地政府，环保执法需看当地政府的脸色。而当环保执法一旦影响到GDP和地方政绩的时候，被一票否决的首先可能是执法人员。安徽固镇县环保局就曾因“擅自”执法一家利税大户，触怒了县领导，该局6名干部被作出停职处理。如此的事件并非个例。

　　近年来，我国将环境保护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环境工作虽然取得较大成效，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资料显示，我国环保面临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河道和内湖污染严重；农业面临污染形势严峻，城市污染有“上山下乡”、向农村加速转移的趋势。

　　若干年前，云南陆良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南方小城，素有“滇东明珠”美誉，但由于多年“杀鸡取卵”式资源开发，让这里的生态发生了彻底变化。大量的铬废渣污染，不仅让种植业蒙受损失，民生也付出惨重代价，不少人生了怪病后无钱医治，只能靠吃臭虫等偏方维系生命。试问这样的发展模式，希望何在，幸福感又在哪里？不知地方主政者能否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