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生活的富有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精神文化凝缩了人类生活和智慧的精华，与人类社会共生同存，它既是传统积淀的延续者，也是现实文化世界面貌的塑造者。新时代国人精神文化注入了新的需求，既体现出宏阔视野的文化气象，又与烟火气息的生活同频。
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艺术审美，其蕴含了人们的思想智慧和价值追求，也彰显了国人群体标识的时代烙印。从实景实物到云览四方、从耳听目视到全身沉浸、从网红打卡到小众宝藏……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日新月异，不断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和国际化的总趋势。
个性化与小众化凸显。精神文化生活表征人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也蕴含了一定的意义建构。当前社会心态注重彰显自我独特性，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关注小众化和个性化的独特体验，关注自我表达与精神追求，不在意他者凝视，只关注自我作为实体性的存在。高度个性化的主体也在不断创造个性化的文化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都彰显了一定的主体意识;古琴、云锦、苏绣、越剧这些内容丰富的非遗数字产品气韵生动，样态活泼，都受到年轻群体的喜欢;国潮经典依托现代潮流审美，西安城汉服衣袂飘飘，国风盛行，一下子梦回大唐;江南小径，诗意的栖居，青年人茶潮意浓，从春茶采摘到围炉煮茶均亲力亲为，“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古老的茶文化成就了青年文化新潮流。国人喜欢的精神文化产品越来越小众，也越来越凸显时代个性和品味特征。
立体化与多样性并存。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社会的存在物和精神的存在物的统一体，具有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人们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立体化，既要求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样、形态多样，又追求文化产品本身有思想温度、理论深度、艺术高度。贵州省六盘村的“村BA”火爆全网，球员攻防有板有眼，球迷围得水泄不通，参赛队员从20到40岁，有务农的，有务工的，接地气的比赛，乡土化的观赛，爬梯、上树、站屋顶，既体育，也欢乐，村民既观赛，也唠家常，孩子们一旁顽皮打闹，一幅活力十足的乡村生活图景。人们在精神文化的追求上，既追求表层多样性，也追求深层多样性。同时，由于各种新型文化业态应运而生，多样文化符号迅速加工、生产、传播，许多文化中的世遗和世遗中的文化都走出古籍典藏，用触手可及的多样文化符号和年轻态表达直接俘获了青年群体，激活其文化基因。传世名作《簪花仕女图》中的侍女服饰，通过高颜值、巧设计火爆出圈;“马踏飞燕”通过憨态可掬的“欢脱”马卷粉无数;三星堆“大立人”和“青铜金面具”考古盲盒备受喜爱……古老文化的“脑洞大开”，和谐统一了文化价值与生活美学，使人们零距离触摸历史文脉，多维形态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意蕴生动的影像呈现，也有情义充沛的艺术感染，其持久饱满的精神能量是极具现代意识的实践力量。
精细化与品质化追求。新时代的国人已经不满足于以往粗枝大叶和过于粗粝的低端文化产品，那些无序的、碎片化、良莠不齐的文化供给难以满足人们对优质精神产品的追求。人们对文化产品质量的精良程度和精细程度，对文化品位的高雅程度和格调程度均日益提升，更强调精神文化的高端性和品牌化，强调精细、精准、精良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仅要求其具有内在品质，也强调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升华，期冀可以从感官到心灵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和滋养。粤剧电影《白蛇传》在青年群体格外出圈，其将文学、音乐、绘画、书法、雕塑、建筑、舞蹈、曲艺熔于一炉，唤醒了青年群体的文化精神基因，用写意美学将国粹经典打造得顾盼生姿;舞蹈《只此青绿》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走出，用峰峦叠嶂、烟波浩渺、水墨长桥、茅檐村舍，描绘了大道至简、大雅于凡、大美不言的诗意氤氲，使得世界各地的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生向往，这些高端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受到各个群体的喜爱。
信息化与国际化链接。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与世界文化不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与国际接轨。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距离，地球上不同文化的人在时空压缩中迅速链接，全球范围的文化互动成为常态，中华文明也不断注入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到人类文明史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从闻名于世的卢浮宫到典藏的大英博物馆，数据文物库、全景体验展、馆藏名画记都可以足不出户无死角观看世界文化藏品，或古朴，或雄浑，或迤逦，或朴真，全人类文明尽收眼底，零距离感知人类艺术的绝伦与精深，从跌宕起伏的建筑乐章中感受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从精巧的器物与雅致的格局中捕捉逝去的温婉气息，从文物藏品与文化记载中追溯全人类文明的历史沧桑。文物不言，自有春秋，现代技术打造了古物的灵动与鲜活，实现了人们精神生活满足的外溢价值。与此同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代表了国人探索外在世界的渴望，休闲游、度假游逐渐成为深度游、文化游，旅游从空间的移动转变为精神的参与，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链接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精神文化生活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结构在共享中内化、保持与发展，是国家和民族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灵魂与纽带，它不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人性主体意识的自然回归。
社会性发展的必然要求。《管子·牧民》中提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论衡·治期》中提到“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论语·颜渊》中提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些古人的观念与马克思的观点殊途同归。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这一观点彰显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性。恩格斯更为通俗易懂地指出，“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与宗教等等”。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就无从谈起。费孝通先生和其夫人王同惠女士一同翻译过美国社会学家乌格朋(W.F.Ogburn)的《社会变迁》，在书中作者强调，“非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密切适应物质文化，当物质文化变迁时，精神文化也需随之而改变。”1947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演讲稿《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提出，“所谓文化，是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处于国民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费先生所说的“位育”即为适应(adaptation)，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而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正是处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凝练。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的时代，对于物质满足的追求成为第一要务，而当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来临时，人们自然要匹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旧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深刻剧变后，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物质生活的满足已经日益祛魅，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不想被物化和异化，需要追求更为富足的精神文化的浸润，以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由此，除了物质文明，如今的人们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给予高度的期待和孜孜的追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现代化的本质要回归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正是在文化繁荣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化和高尚化。
主体性意识的自然回归。古希腊哲学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外来力量统治着人，人们习惯用外在性需求的满足来定位个体的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对外在的关系中逐渐趋于主体，人们开始追求内在真实的需要和生命的灵性，希望充盈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摆脱自我物化和对物的依赖性。个体不再希望成为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愿意成为具有文化主动运用和建构文化知识的能动者，期待借助精神文化感悟和描绘生活，欣赏和创造美，赞美和推崇善，抒发和交流情感，启发和传承智慧。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整个国家从文化自主发展阶段走向文化产业形成和迅速发展的规模发展阶段。之后，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大力拓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建设，我国开始朝向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朝向文化强国迈出坚实一步，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对文化深层次追求的主体意识的复归。新时代人们主体意识既包括思想也涵盖行动，既抽象也具体，主体意识的决定是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感，人们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也希望随之而来的是丰盈的精神财富，这是人作为主体价值的进一步显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需。
仍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面向2035的总体目标之一。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强调人的发展，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是多样的，既包括自然需要，也包括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的基础上，满足人的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总体向上向善向美，文化自信日益高扬，在推动精神文化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仍需要把握好几个维度上的关系。
文脉赓续与文化创新的契合关系。中华文化传承有序，一以贯之。文化作为塑造群体的唯一的、实体性的、类别化的独特系统，其内在发现，不同的文化体系均各自有其独立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也都在长期的历史时空中维持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动态性。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其一是在一定的空间内共享于一群相互依存的个体，这是文化的共享属性，其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传承于世代的代际之间，这是文化的传承属性。传统性的精神文化生活伴随着历史的衍生与流转已经成为人们“活”的文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精神文化生活总是基于时代变迁、环境改变、认知开拓不断适应社会发展。丰富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生活既需要“继往”，也需要“开来”，精神文化需求的创新不单单是被动、随机的和盲目式创新，而应是系统的、有目的的和精准的引导式创新，不复古泥古，也不哗众取宠，赋予精神文化生活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化表达，同时也礼敬传统，敬畏历史。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都能在新时代焕发更为璀璨的光芒。
文明交流与文化自信的互促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他国文化，以兼收并蓄的胸怀彼此成就，只有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交流互鉴才能丰富和满足整体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外来文化和谐荟聚，搭建接触、交流、融合的平台，通过不同文化的共存、叠合、交织，形成多姿多彩的文化世界，促进文化的关联、交互和动态发展。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才能历久弥新，焕发勃勃生机，也才能蔓延繁盛。文化包容性从“自在”走向“自觉”，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需要来自中华民族的文化滋养，也需要沉浸于世界文明的海洋，不同文化元素的和谐共生，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实现全人类文明文化的繁盛。
文化铸魂与技术赋能的协同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其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给人民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更加充实和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科技赋能下的数字文化建设也不断推动文化产品“活起来”“火起来”，全景呈现文化新样态，展现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多重样貌。数字技术解决了精神文化产品面临的碎片化、单一化和断层化的问题，可以有效整合、全方位打造、低成本运营、多样态推广，满足不同群体的审美期待，同时数字智能时代还可以通过计算大模型和数字赋能，精准推送、精细化传播。“甲骨文”表情包既古老又时尚，把距今3600多年晦涩难懂的“天书”文字穿越时空，打造成“最潮中国范儿”。优质的精神文化不一定都是“阳春白雪”“束之高阁”，与公众有格格不入的距离感，它也可以是亲和的、精良的。当然，技术赋能也要避免落入过度商业化、过度庸俗化和过度娱乐化的窠臼，避免披着文化的外衣，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泛娱乐化为核心，采用内容浅薄空洞、形式搞怪戏谑、内核粗鄙粗粝的产品，戏说历史、篡改经典、解构崇高、恶搞正统、调侃正义，侵蚀人们的精神家园。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不是让位于价值理性的次位，而是可以和谐统一;不羁绊精神生活的提升，而是提供文化产品的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加强公共文化云建设，通过数字创意、沉浸式体验等，提供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的产业链条，从制作、供给、传播，技术赋能文化铸魂，共同守护共同精神家园。
文明共创与均等共享的并进关系。精神文化产品的公平分配是精神富足的基本条件，也切实关乎国人的获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文化的公共性图景必然要求文化享有区域均等、城乡均等、群体均等，避免因地域、群体、年龄、身份而形成的“文化鸿沟”。公共性赋能新时代，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的多渠道供给，增加公共形态的文化资源保障，通过文化惠民而达成资源共享、文明共创，达成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重在基层、重在基本、重在建立“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既要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也要满足全体公民均等化、普惠性的文化需求，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复合供给机制，多措并举促进精神产品对象化、精准化、精细化投入，农耕文化馆、民宿博物馆、地方大舞台、乡村书画社、“村晚”“村超”……这些渗透性强、互动性佳、可流动、可复制的公共文化产品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烟火中的幸福生活。不断强调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偏远地区、边疆地区、农村地区倾斜，建设更多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高质量文化项目，以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推动精细化、优质化，以共建共享强化多主体参与，以“政之所为”对接“民之所需”，坚持“输血”“造血”相结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唯物史观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辩证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必然是物质满足和精神富有的人。从心理学意义而言，精神生活富足也是在物质基础满足过程中，通过精神生产而达到的积极享受的心理满足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过程，既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富足富有，也有追求精神世界的丰满丰盈。国人精神文化的新需求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更加面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