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视角看中国哲学与文明

　　西方视角下对“中国哲学与文明”(Chinese philosophy and civilisation)的理解与中国自身的理解有很大差异。西方对中国的各种讨论令西方正视自己的身份，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是西方观念的映射。中华文明在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方面与欧洲文明不相上下，却没有沿着欧洲的历史轨迹发展，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即欧洲开始在“远东”存在感日益强烈之前就是如此。从这一层面出发，中国确实是西方的“他者”。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文明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较少受到西方的影响，却取得了令西方印象深刻的成就。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作者/供图

　　但这里所说的“他者”与西方人通常使用的“他者”含义不同。一般来说，西方的“他者”指15世纪末之后被欧洲人殖民的各种文化。在“欧洲中心论”下，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是欧洲的“他者”，欧洲对其他文明的考察与解读都建立在这种优越感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这种帝国主义意识，此后，由于被殖民而受到影响的文化成为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时的证明。这方面的经典作品包括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其中的“他者”分别被描述为非洲种族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过，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样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似乎是西方为理解自身历史而与自己进行的对话。

　　英国生物化学家、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将中国理解为“与欧洲成就不相上下的‘他者’”，他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至今仍是探讨欧洲与中国的联系的范例。李约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诸多重要贡献，在科技、政治和经济上比欧洲先进许多，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发生在近代中国?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认为中国和欧洲都一直在朝着现代科学的方向努力，欧洲只是抢先了一步，生活在20世纪中期的李约瑟很容易作出这样的假设。然而，17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知识精英是否对各自的社会有类似的认识与目标，这一点非常不明朗。尽管如此，李约瑟确实注意到这两种文明之间的两个普遍差异，这两个差异反映了双方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以下我结合当前形势对李约瑟的见解进行解读，以说明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差异。

　　向外扩张与向内求索

　　李约瑟注意到的中国与欧洲的第一个关键差异是，中国的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方略，欧洲则缺乏这种政治团结。除了战争时期国家存亡受到威胁之外，西方大多数创新活动不是在国家的委托下进行的。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能够在不需要持续性的自发创新的情况下长期保持整体稳定，这一点一直令欧洲人印象深刻。对此，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认为，中国处于停滞不前的静止状态。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西方知识分子支持黑格尔的相关观点了。

　　缺乏政治团结一直是欧洲基督徒的一个敏感点，与之相邻的穆斯林则更为团结，欧洲基督徒担心伊斯兰教向外扩张。当前，欧洲人对“文明冲突”和“大取代”的担忧引发了对移民问题的辩论，这一点可以追溯至此。

　　然而，有些矛盾的是，基督教的人性观渴望形成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仅有助于管理人，还有助于管理自然界，甚至适用于整个宇宙。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革命是“异端基督徒”做出的一次努力，其目的是重申《圣经》中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这一观点。这也有助于解释西方后来的“帝国过度扩张”趋势，这种扩张已经延伸到远远超出其自然边界的土地甚至太空。

　　即使是从西方内部的视角来看，西方的扩张主义也并非总被视为好事。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以获得神力，这样的形象在西方现代艺术和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西方人之所以敢于冒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问题。自科学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迅速而多样的变革，需要同时面对众多问题。因此，西方社会“尝试完全不同的事物”的意愿较为强烈。他们认为，未来的开放性与其说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机遇。这也符合上帝的某种形象，即上帝无时无刻不在创造宇宙，因此，奇迹是可能发生的。如今，这些奇迹与“创新”相关联，而创新使企业家能够发挥其非凡的特质，通过市场对社会作根本性的重构，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与中国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在15世纪开启了与欧洲“地理大发现”相似的历程，但这段时间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决定专注于处理国内问题，并且认为最好通过国内方案来解决相关问题，而非诉诸于任何可能在海外发现的方法。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包围后，开始实施广泛的“防御型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sation)战略，翻译、学习西方哲学和科学著作。中西双方都具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在原环境中有争议的思想在新环境中有时更容易被接纳。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程度比在西方国家高，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基督教中人类享有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神圣特权的相关观点。

　　理论与实践的界限

　　李约瑟注意到的中国与欧洲的第二个关键差异是，中国更有效地区分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中国在这方面与古希腊具有相似性。柏拉图设想了反映社会秩序的知识等级制度，并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混合持怀疑态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希腊人可以提出如此丰富且后来成为欧洲科学革命核心要义的思想，自己却未曾付诸实践。实际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人王”在获得统治权之前，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理论研究，在这段时间内，他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浮华产生免疫力。

　　与古希腊人相比，中国人对理论知识的看法似乎更加两极化，可以通过对比儒家和道家思想来思考这一点。从西方的视角看，儒家和道家的基本思想与原理本可分别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奠定基础，但它们并未如此发展。儒家以社会秩序作为整个人类状况的模型，而道家则把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非交互的对象。前者仰仗朝廷，后者则隐居乡野。他们都不倾向于进行比较研究和实验研究，以检验自己知识主张的确切边界。同样重要的是，与古希腊相似，儒家和道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欧洲科学革命背后的“异端基督徒”所挑战并致力于推翻的正是这一假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彻底改变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含义。

　　这里的关键是，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自相矛盾，这一点与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相比更为突出。一方面，基督教认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处于“堕落”状态，这是由于人类始祖亚当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即“原罪”。人类“堕落”的日常表现主要体现在需要与其他自然生灵竞争以求生存，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并非难题，但鉴于目前的气候危机，人与自然的竞争情况不容乐观。2000年来，基督教神学辩论一直试图对此进行解释，各方普遍认为，阻碍人类获得救赎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弱点都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动物性”。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起源于欧洲，但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仍然反对进化论。达尔文认为，人类仅仅是智人，是暂时在地球上生存的众多物种之一。对许多基督徒来说，如果达尔文是正确的，那么神的救赎就不成立。

　　这种独特的宗教视野彻底改变了古老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的观念，最终引发了欧洲的科学革命，它展现了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满足精神和物质需求。近代早期欧洲人提问到，我们的精神和物质储备是否足以克服动物性?人类“堕落”的本性清楚地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因此人们需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一书中强调了观察和实验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类似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也著有《指导心灵的规则》。这些理念都要求人们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的诸多信念和实践。人们重视记录和核对观察结果，不仅是为了某个实用的目标，更为了检验并最终提高实践方法的可靠性。在这方面，科学革命开创了一个先例，西方开始不信任那些未通过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法产生的知识主张。

　　近代早期的欧洲人认为，现实本身就是类语言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述就是“编码的”。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只是更系统地实践了1500年来基督徒的信念。简而言之，这就是“新教”。事实上，基督教早期的一条教义在科学革命中得到强调，即自然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一本书，是“第二本圣经”。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将这一古老的思想诠释为“自然之书”，由数学语言写成。在所有生物中，人类独一无二，因为他们拥有语言表达和数学表达的神圣能力。培根、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等科学革命领军人物认为，人类的救赎之路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像理解《圣经》一样努力理解自然而铺就的。

　　中西观念有各自悠久的根源

　　近代以来，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既令人着迷，又充满误解，上述种种都值得我们牢记。17世纪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汉字可以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基础，他从耶稣会传教士到访中国的报告中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些报告认为，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每个汉字都在表达某种含义。这意味着中国人已经设计出了传达思想的方法，比使用相互冲突的语言更加纯粹、简洁。然而，他失望地发现，中国人并不认同他对汉语的看法。他们更直截了当地认为，汉语是一种有效的交流媒介，可以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内使用，但仅适用于中国。

　　这段跨文化沟通不畅的插曲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意义的。当前，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中美两国交流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发点的差异。一方面，美国倾向于强调某种标准秩序的必要性，并经常暗示，中国希望置身于这一秩序之外。另一方面，中国倾向于强调世界人民的多样性，主张让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并寻求互惠互利。这两种立场各自都有时间久远且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

　　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吸取了道家的“无为”思想，创造了著名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此后，“自由放任”代表了对当时欧洲盛行的国家许可商品和服务供应(即重商主义)的一种纠正。现代资本主义就产生于这一跨文化影响的时刻，可以说，这一时刻对当今世界的形成有深远影响。我认为，当今时代的人们面临的风险较高，这涉及何以为“人”的不同条件的可容范围。了解历史和发展的差异对于构建未来至关重要。

　　（作者系英国社会科学学院院士、华威大学社会学系奥古斯特·孔德社会认识论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