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遗香云纱惊艳亮相国际米兰设计周，茉莉花茶融入巴黎米其林餐厅，英歌舞“火爆”伦敦，黎巴嫩小伙子当上京剧“练习生”，哥伦比亚摄影师在线宣传粤剧……近几年，大量中国非遗进入国际社会视野，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魅力。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活态知识、技能、民俗、艺术等文化表现形式。我国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内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对外有助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不同文明交流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国际政治环境日趋复杂、逆全球化以及各类社会思潮交锋等，中国非遗“出海”面临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非遗“出海”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坚定信心，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实践模式，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理解、热爱、共享中国非遗，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中国非遗“出海”，是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既有历史延续性，又有新特点、新要求。目前，学术界对中国非遗“出海”问题关注度很高，已有一定研究基础。
中国非遗“出海”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发展史，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部中国非遗“出海”史。在“非遗”概念出现以前，非遗一直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并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影响而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一是作为对外政治附带物的非遗“出海”。自秦汉至晚清，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把“华夷”思想作为处理与他国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把接受藩属国朝贡并回赐包括非遗产品在内的国家物产，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礼节。无论是汉、唐盛世的“万国来朝”，还是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基于华夷思想的封建王朝常常把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非遗作为重要的政治礼品送往他国。这些政治礼品虽然客观上扮演了中国非遗“出海”的角色，但其本质上是政治交往的附带物。
二是作为对外贸易方式的非遗“出海”。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它包括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从泉州、广州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非遗“出海”，是以丝绸、陶瓷、茶叶、中医药材等为代表的非遗产品“出海”，同时也伴随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作技艺等非遗的“出海”，对世界经济、科技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丝绸之路上的中国非遗“出海”，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不是主动纯粹的文化交往交流方式。
三是作为宗教传播产物的非遗“出海”。15世纪后期，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及西班牙、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来中国传教。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政策，欧洲传教士必须熟悉中华文化，他们把中国非遗产品带回本国进行研究、仿制。从明朝末年到清康熙前期，意大利佛罗伦萨设厂制造了蓝花软瓷，比萨瓷工制成了软质青花瓷碗，其产品以中国福建白瓷为样本。康熙十九年以后，英国家具制造商开始仿造中国漆器家具的图案和色彩，打造中式家具。康熙三十一年，法国圣安托万地区开始仿照中国式样制造漆器，多以牡丹花鸟、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等作为装饰图案。尽管在欧洲传教士传教过程中的中国非遗及产品“出海”，对中欧文化交往交流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但本质上是宗教传播的一种产物，仍然不是一种主动、自觉、平等的文化交往交流。
四是伴随海外移民的非遗“出海”。自先秦时期起，中国就出现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早期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往往被称为“汉人”“唐人”，鸦片战争后多被称为“华工”“华商”“华人”。从20世纪初起，“华侨”成为海外中国人的通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海外移民较多时期。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同意英、法、美等国来华招工，大量中国人被“招募”到南洋、澳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欧洲做苦工，使得这一时期海外移民呈现出以华工为主体的特点。这些华工在赴海外务工过程中把中国的非遗及其产品带到海外，包括生产与生活技艺、民俗、传统医药、艺术等非遗及其产品，并世代在海外华侨聚居区如唐人街、中华街传承发展，成为非遗传承的众多海外飞地。这种非遗“出海”是海外华工自发和无奈的选择。尽管这些非遗也与华侨所在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些交流在那时往往不是平等的，且常常不被所在地尊重。
中国非遗“出海”的学理依据
中国非遗“出海”是非遗保护的内在要求。非遗保护就是采取各种措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以非遗主体间性、活态性为基础。
一方面，中国非遗“出海”是非遗主体间性的体现。非遗是在不同主体间产生、认定与传承的文化财富，是以人与人的交往、交流关系为基础的，是由相互平等、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不同主体共同确认的。参与非遗认定的自我与他者既可以是同一地区、民族、国家的不同主体，也可以是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不同主体。所以，中国非遗“出海”，本质上是中国非遗自认与他认的过程，是不同主体共同参与中国非遗意义建构与阐释的过程。从国家视角来看，中国非遗“出海”是非遗从自我走向他者，与他者建立主体间性的过程;从人类视角看，中国非遗“出海”则是人类不同自我之间主体间性的反映，是人类的自我认定过程。
另一方面，中国非遗“出海”是非遗活态性的表现。非遗是人类代际之间通过口传心授等精神交流方式表达与传承的文化形态。人类代际之间的精神交流往往受时间、空间等客观环境因素及认知、情感、情绪等主体心理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活态性特点。这种活态性，一方面表现为非遗代际传承的持续性，非遗是被世世代代认可并自觉传承的活的文化;另一方面表现为非遗跨时空和跨主体的流动性与变化性，是一种不断创新演进的文化。中国非遗“出海”就是基于代际传承的非遗进行跨时空、跨主体的流动、变化的过程，是非遗活态性的反映。
中国非遗“出海”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体现。非遗是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明活态传承的见证。中国非遗“出海”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具体表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强调不同文明虽然所属不同国家、民族，发展水平有差异，但都应该受到尊重，且相互之间可以对话、交流和互相借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从而造福人类。中国非遗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化了文明交流互鉴。中国非遗尽管主要表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独特规律，但其中也包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用非遗对话，既可以让世界认识、理解中华文明的特点，又可以在人类文明发展共性基础上形成共识、共情，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共处。
中国非遗“出海”的现实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我国非遗“出海”，通过讲好非遗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非遗“出海”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不小的现实挑战。
第一，提升中国非遗可见度与维护中国非遗资源安全之间的平衡。中国非遗“出海”是中国履行国际公约缔约国责任，提升中国非遗可见度的基本要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宗旨是通过保护不同国家、地区的非遗，确保非遗多样性存在及相互交流、理解和尊重，维护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为缔约国，中国除了要保护好非遗外，还要推动中国非遗“走出去”，与其他国家、地区开展非遗对话。但中国非遗又是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是我国重要文化资源。所以，中国非遗“出海”必然面临如何协调提升中国非遗可见度与维护中国非遗资源安全的问题。
第二，中国非遗“出海”要避免被误读、误解。非遗“出海”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要求。非遗“出海”，向世界展示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是破解文明冲突论、零和博弈等错误观点和认识误区的重要方式。但是，中国非遗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表达，如何转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习惯的表达方式，避免被误读、误解，是非遗“出海”、讲好中国非遗故事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警惕非遗“出海”中新媒体传播去中心化的问题。中国非遗“出海”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新媒体传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进一步提高了文化跨时空、跨国家、跨民族传播能力，为中国非遗“出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自媒体迅猛发展，文化传播去中心化特征更加明显，可能使中国非遗传播面临碎片化、意义空心化等问题。
中国非遗“出海”模式的当代选择
中国非遗“出海”既要总结历史经验，又要有学理依据，更要立足现实问题，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国情的模式选择。
第一，以非遗名录联合申报助推中国非遗“出海”。例如，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简称“送王船”)，分别于2005年和2020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主要流行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和蒙古国，是中蒙两国共有的非遗。“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的禳灾祈安仪式，自15世纪至17世纪在闽南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传播到马来西亚并被本土化。联合申报促进了中蒙、中马之间的非遗共建共享，深化了中蒙、中马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非遗“出海”。把非遗嵌入中外经济贸易之中，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助推中国非遗“出海”。昔日，中国的瓷器、丝绸等通过古丝绸之路运往世界各地，如今，非遗传承人拥抱新设计、新平台、新市场，为非遗产品开拓出海渠道、争取更多应用场景。例如，国家级非遗即墨花边技艺的“出海”，主要通过向欧洲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桌布、抱枕、围裙、床品等带有即墨花边元素的家纺产品实现。即墨花边技艺产品“出海”带来的巨大收益，促进公司+农户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又如，2023年初，甘肃40余家非遗工坊的100多个品类、2000余件非遗产品参加线上全球展销，一个多月时间共销售114万元人民币，其中最受海外消费者喜欢的是非遗产品洮砚、香包、刺绣。
第三，以互动交流带动中国非遗“出海”。利用国际会议、国际展览、国际节庆、国际比赛等重要平台，组织开展非遗的展示、演出、体验、交流等活动，增强非遗产品的国际影响力;通过“高教出海”“职教出海”，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比如，德国设计师克里斯2011年到余杭学习油纸伞制作工艺，在与传承人刘伟学的密切合作下，一件件具有现代设计感的中国非遗作品亮相米兰设计周展览、雅典博物馆展览等国际展，让国际设计界看到中国非遗产品的神奇工艺。
第四，新媒体技术赋能中国非遗“出海”。新媒体平台是非遗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一些海外社交媒体网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视频热度居高不下。依托新媒体平台，可以立体化地展示非遗产品的制作过程和细节，让消费者获得从无到有的创作成就感，同时也让手工艺者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快乐，让世界人民切切实实地感受中国非遗的魅力。2022年6月，文旅产业指数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非遗相关内容在海外短视频平台的播放总量已逾308亿，春节、中医针灸、京剧等位于关注榜前列。此外，非遗“出海”与VR、AR等技术融合，让数字科技与古老技艺相互碰撞，实现非遗场景具身化传播，为受众打造沉浸式体验感受。例如，游戏《剑与远征》国际版在设计和制作中引入“花木兰”等角色，融合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和英雄人物、中国武术中的招式和动作，以及中式风格的建筑与装饰等。这些元素不仅为游戏增添文化意蕴，更有效突破语言、时差、地域等壁垒，向全球玩家展示中国非遗的魅力。
推动中国非遗“出海”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科学高效的多方协同机制。中国非遗“出海”是多方参与的协同实践，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明确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好中国非遗“出海”的科学规划、协调合作、督促落实、成效评估。充分调动各部门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支持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非遗项目保护单位、非遗馆、非遗传承体验中心、非遗工坊、非遗传承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并为其提供政策指导、技术培训、资金支持。
构建完善的非遗国际传播法律保障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传播法律的研究与立法，完善非遗相关知识产权法规，加强非遗知识产权登记、申请、维权等工作，防止非遗被侵权和滥用。
构建非遗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依托海内外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开展系统化专业培养培训，培养一支既有非遗保护专业技能，又懂国际文化传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另一方面，依托海内外非遗交流、学术论坛等平台，通过非遗展示展览、学术交流等方式培养优秀非遗传播人才。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遗项目代表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改进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8)、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7JJD85000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