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高考英语改革的消息披露以来，社会各界对于今后的英语考试走向颇为关注，其中夹杂着不少对未来中国英语教育发展和功能定位重新进行的思考和解读。英语教育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国语的衰退和国学的衰亡，究竟与英语教育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英语教育对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究竟发挥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都是时下各方热议的话题。本报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评论。

　　英语越来越重要

　　去年10月，北京市教委发布了《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提出从2016年起，高考英语分值变为100分。前不久，教育部发布的有关考试招生改革的总体方案中提到“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将不再统考。按照计划，到2020年高考时，英语将退出。政策一出，就引发了全社会的热烈关注。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认为，英语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所以建议高考仍保留英语科目，但是各个层次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对英语水平的要求来挑选学生。对于致力于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来说，则应更加重视英语的成绩，因此英语完全可以作为名牌大学录取优秀学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岳昌君教授认为，英语应该是越来越重要。高考英语改革在社会上产生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英语变得不重要了，其实不然。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教育国际化，世界大学排名在前20位的高校全部来自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欧盟国家的用人单位在评价毕业生时也高度重视外语（主要是英语）的水平。

　　媒体统计过，进入新世纪，学英语的人至少在10亿及以上；全球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看英语播出的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70%到80%的网站使用的是英语；80%以上的经贸信息在网上传播的语言是英语。在上海师范大学最近举行的“基于我国高考英语科目调整变化后英语教学的趋势与对策”研讨会上，不少学者专家聚焦英语教改，纷纷献言献策。“英语仅仅是一门国际的通用语言，掌握这样一门语言对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非常必要。”上海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陆建非如是说。他认为，用“得英语者得天下”或者拿英语开刀来证明一种文化自信，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

　　肯定与质疑

　　自从教育部推出教改方案和北京市推出英语高考改革方案以来，对于改革新政策的对与错，专业人士的意见并不一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郑若玲教授认为，高考英语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对的，其一，可以以水平相对恒定也相对容易操作的英语科目来为一年多次考试改革探路，其二，适当降低英语分量，以纠正以往过于重英语轻母语的倾向。虽然我国以往过于重视英语的社会风气有点偏颇，但也应该看到，在英语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的大背景下，英语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对外文化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等方面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高考中理应占据一定的分量。目前英语教育与考试的最大问题，仍是重考试技巧轻实际应用，英语毕竟主要是一门工具性学科，今后的英语教育与英语高考都应在提高操作性与应用性上多下功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王馥芳教授认为，目前正在热议的英语高考改革思路明显是借鉴“美国高考”的做法。目前，美国通行的两种大学入学考试：SAT（学术评估考试）和ACT（美国大学考试项目）采取的都是社会化的一年多考形式。因此，不但是英语，最终我国高考的其他考试科目都将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这是大势所趋。从各国的高考实践来看，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可能在不算太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语文、数学、文综和理综等科目也会步英语的后尘，加入“社会化一年多考”的行列。

　　但不少从事外语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则持不同观点，认为高考新政策打错了板子。社会化考试，平时教育部门指导下，绝对不会是哪个机构、哪家公司推行到社会上进行英语等级考试，规范性、公正性从何而来？在上师大的英语教改会议上，上师大外国语学院李永宁教授指出，教育要有前瞻性，一旦出现问题，几代人都会受到伤害。教育政策必须要有理论根据。比如，社会化考试是借鉴了美国的考试，尤其是SAT，因为SAT是可以考几次的，但是美国各州的招生政策是100%的自主招生，中国没有达到100%的自主招生，而要推行社会化高考，这从各个层面上来说还未到时机。因此政策制定要有针对性。

　　岳昌君教授认为，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对促进公平的作用有限。在各门课程中，应该说英语考试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而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的偶然性更大。在我国分分必争的高校招生过程中，很有可能学生们会选择多次参与英语考试，从而增加社会和个人的成本。他强调，调整高考英语满分分值需谨慎。调整重点应该放在高考总分的学科结构上。

　　中国英语教育如何重新定位

　　陆建非教授判断，未来英语教育发展呈现八大趋势：第一，外语尤其是英语依然火爆。第二，培训机构的生意依然红火。因为有需求，尤其是在上海等大城市，英语的需求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有关。第三，公众和行政部门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看法趋于冷静和理智。第四，要念好学校，外语依然是一块敲门砖。第五，英语作为更多学科的教学语言的趋势愈发强劲，尤其在大学里。第六，对外语课程体系、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将成为改革成败的试金石。第七，喜欢外语的富家孩子会有更多机会；喜欢外语的穷家孩子需更努力；不喜欢外语的孩子的机会减少，但压力也小；外语的普遍水平依然低迷。第八，外语应用性人才特别稀缺。

　　英孚学术合作部中国区学术经理Alex认为，高考英语科目的改革可能部分取代以往的计算机解码式的教学方式。他希望从现在书面的英文考试测验转向语言交流及思维转换方式的教学测试。

　　总之，一切都要归结到改革的问题上来。说到底，英语教育究竟应该怎样改革？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颜静兰在上师大英语教改会议上指出，培养方案要重新修改，要把跨文化交际作为培养方案、教材修订的重要内容。改革应围绕怎样学好英语，怎样用英语交流；不应把目标定在数量的增加上，而应在质量的提高上；学好英语是上海发展的根基，英语学习不能迷失在高考改革的浪潮中。

　　作为一名高校英语教师，王馥芳教授所关心的并非是高考英语的考试安排形式。她更关心的是：高考英语改革之后，中国英语教育又该如何重新定位和发展“？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课堂英语教育，当以高质量、高水准培养多层次的复合型英语人才为己任。而要真正实现这个培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势必要借助英语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反拨作用。目前，各地高考英语实行统一级别考试的传统做法弊端尽现：直接导致当下我国中学推行”一刀切“的僵化的英语教育模式。鉴于各高校对考生的英语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期许，可以尝试推行高考英语能力分级或者说分层考试，以此催生出多元的、在更大程度上基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英语教育模式。她认为，至少可以设置三种不同级别的英语能力考试：英语学术能力考试，英语能力综合考试和一般性英语能力考试。

　　王宁教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对英语的重视不是太多了，而是很不够。表面看来，各个高校都有外语学院和英语系，有着庞大的英语师资队伍。但实际上，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能够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经典译介成合格并达到出版书水平的英文的学者又太少了。面对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对于一些地方性的很少涉外的高校，可以不必过分强调英语成绩，而对于那些国际知名的大学，则要培养出能够熟练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和学术著述的高级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不要追求数量，而要考虑质量，因此在这方面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