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国家而言，投资高等教育，可以进一步提高大学质量，能够给社会带来创新的活力，促使中国更好地完成产业转型，实现从劳动力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发布了一系列大学生调查报告。有媒体引用调查结果，将农民工工资和大学生毕业起薪作比较，发出了“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感慨，引起一片哗然。然而，简单地比较两者的工资水平，很容易被表面数字所迷惑，不能得出严谨的结论。

　　首先，农民工与大学生在年龄、工作经验上相差甚远，而年龄、经验却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因素。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年龄在22岁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农民工大多已过而立之年，工作经验丰富，因此这种比较存在严重偏差。

　　其次，工资的比较不能着眼一时，而应总览一生。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对人才的日益渴求，大学生未来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长期来看，工资的增长一定会更快。然而，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路径较为单一，传统的打工者甚至不存在上升空间。所以，相对于农民工，大学生的长期工资看涨。

　　最后，大学生工资和农民工工资的定义也不相同。大学生的起薪并未包括隐性收入和福利，例如城市户口、社会保险等。农民工的收入来源虽然简单，但用工方提供的食宿等条件，可能也没有反映在工资里。

　　无论是从起点、长期发展，还是数字本身的含义上，单纯比较农民工和大学生工资都缺乏科学性。因此，我们既不提倡这样的比较，也不认为这样的比较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当然，如果非要从数字大小上做个判断，结果也并非有些媒体所报道的“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从2010年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院共同开展了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问卷设计汇集了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覆盖了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家庭背景、教育情况以及就业信息。这些来自学生的一手数据能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资状况。

　　数据表明，2010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为2153元，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690元。到2011年，农民工平均工资上涨了21%，大学毕业生起薪则达到了2719元，涨幅达26%，依然高出农民工，而同年全国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仅上涨了14%。大学生起薪的高涨幅恰恰反映了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强劲需求。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舆论会如此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除了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外，我们不得不提及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重视。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当680万毕业生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时，任何大一点的波动都可能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因此，每年春季各地政府和高校都要开展就业指导与落实工作，力保大学生就业率。我们的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在七成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个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中，有七个及时找到了工作。

　　乍一看，三成毕业生没找到工作似乎是件很严峻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好了许多。美联社2011年的一项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一半的25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处在失业或者低就业的状态。深陷债务危机中的欧洲各国，知识青年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可以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已经是各国中的“佼佼者”，政府似乎有些多虑了。当然，这种担心更多的是出于政府对失业率的低容忍度。

　　除了政府之外，媒体和舆论又在担忧什么？是担忧大学生在一线城市难以维持生计，还是担忧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返？答案均不是。之所以会产生大学生与农民工的比较，是个别现象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隐忧。我们隐约担心着某一天大众教育的溃败、一般知识的供给过剩和教育回报的递减。虽然这种担忧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并非空穴来风，但值得庆幸的是，事实表明这种情况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在中国依然很高，这个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探讨。

　　无论是比还是不比，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的较量都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大可不必为某个大学生的失业而感到不安，为某个农民工的高收入而感到惊讶。正如我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ichard Freeman所说：“平均而言，上大学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但这并非对每个人都能够成立。”

　　读大学真的没用了吗？

　　上文讨论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主要观点是两者的工资并不可比。还顺带提及了一个重要话题──读大学到底有没有用？这里将作细致讨论。撇开读书会不会让中华崛起这些宏观话题，也不去管读书本身所带来的人生满足感，我主要谈谈读书会不会增加一个人的工资或收入，多读一年书会增加多少收入，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回报率。

　　大到政府，小到家庭都非常关心教育回报率，因为这极大地关系到他们的资源配置决策。如果读书不能增加收入，家庭会选择让孩子更早工作，政府也会缺乏投资教育的动力。在经济学理论中，教育回报率是在考虑了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后，每多读一年书，工资提高的比例。

　　中国的教育回报率从上世纪80年代起逐年递增，最近10年稳定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张俊森等人2005年的研究显示，中国城镇地区在职职工的年均教育回报率从1988年的4%猛增到了2001年的10%左右。也就是说，1988年的职工，多受一年教育，工资只能增加4%，2001年却能增加10%。我与合作者最新的研究也发现，21世纪以来，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虽然相对平缓，但基本处于9%-10%水平，和全球9.7%的平均教育回报率相差无几。

　　利用教育年限衡量教育回报率有便利之处，但也有局限性，因为不同的教育程度可能有同样的教育年限。比如说，中专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教育年限相同，但回报可能并不一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可以按照不同的教育程度，也就是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来测算。例如，我们可以测算大学学历相对于高中文凭的回报率，看看大学生究竟能比高中生多赚多少。

　　上图直观反映了1988-2009年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与高中文凭相比的教育回报率。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的教育回报率增长迅速，从1988年的7%猛增到2009年的49%。也就是说，1988年，在相同性别、工作经验和省份的劳动力中，大学生的工资比高中生仅高出7%；而到了2009年，大学学历的职工年均工资为34654元，而高中毕业的职工年均工资为22310元，工资差在20年间扩大了近40倍。值得一提的是，和其他教育程度比，在中国读大学的回报率是最高的，而且接近50%的教育回报率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40%的回报率。

　　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不断增长，首先应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使工资逐渐由“计划制定”转变为“市场决定”。此外，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对高知识、高技能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也是引起教育回报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即使自1999年中国实行大学扩招至今，大学毕业生数量增长了5.5倍，大学的教育回报率也并没有出现下降。

　　当然，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比非大学生的平均工资要高，除了大学教育的回报率较高外，还可能与个人的能力和家庭背景有关。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家庭背景一方面使得大学生能够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使其能更快地晋升，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

　　纵观全球，此次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重症之一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很多传统制造业工人纷纷失业。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中国迟早也会出现传统制造业难以为继的局面，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终将被技术密集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所替代。企业的技术进步呼唤高技能人才，这给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大学期间接受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即使面对产业转型所提出的挑战，平均而言，大学生也会比非大学生有更出色的表现。

　　因此，对家长而言，投资高等教育不仅在短期是一件非常有回报的事情，从长远看更能使子女从容面对未来的挑战。对国家而言，投资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质量，能够给社会带来创新的活力，促使中国更好地完成产业转型，实现从劳动力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