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北京公立医院改革，正是这种效果。

　　在上周末，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宣布将取消药品加成以降低药价，同时取消挂号费、诊疗费，转而建立医事服务费制度，新增的医疗服务费则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医事服务费按医师职级确定，医保患者最高60元，非医保患者最高100元。

　　方案一出，拍砖的少，拍手的多。这其中的难度人所共知，但北京市拿出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革决心。从“以药养医”转向“以医养医”，患者受益，医生也将会受益，受益不大甚至利益受损的将是医疗系统中的行政权力。我们知道，凡是涉及到行政权力自身的改革，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改革的难点。

　　让医生有尊严的工作，提供对医生的正向激励，是方案的点睛之笔。以药养医，不仅造成了医生倾向于开大处方和贵处方，同时也因为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药品加成，从而也懈怠了医生的职业精神。因此，医生的收入待遇与用药脱钩，医生的职业价值得到尊重，才能更好地增益医生的职业素质。而医生的低薪金待遇，虽然不能成为收取红包的正当理由，但是其在体制架构上确实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反向激励，并伴生着医生对自己职业的挫败感。奉献精神是指职业精神的奉献，而不是指职业收入的奉献。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只有在获得了体面的收入，才能够谈得上体面劳动。

　　公立医院改革是个环环相扣的解扣过程，解开第一个扣，就要解开下一个扣。取消药品加成，自然就需要提高医生服务价格，同时也需要加大财政对医保的投入。但前者不能无限提高，因为这涉及到老百姓“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后者亦不能无限加大，财政不是印钞机。这就需要再进一步的解扣，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医疗价格尽管有其特殊性，但也受市场供求关系规律的支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行业，能够极大地缓释当前医疗资源的压力和医患关系的紧张。如果只是把取消药品加成和提高医事服务价格简单地进行置换，长远来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医事服务价格也是有内生的涨价冲动，惟有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将这一价格调整到合理、合适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在医疗服务的供应方面，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多层次的医院。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医疗服务的供应和需求都是不对称和不匹配的，总的来说，医院、医生相对少，而问诊就医的多。但是，尽可能地推动医疗供求关系向市场出清价格靠近，无疑是趋势性的选择。在具体国情的背景下，努力让医疗成本尽可能的低。提高单亩产量是选择之一，开荒辟田也是另一选择，搭配着用，效果会更好。只有公立医院改革到了取消医疗行业的行政性管制，其意义或许才可以相当于马克思笔下商品到货币的那一“惊险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