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怒批“以药补医”为“一棵树上的两个毒瘤之一”，并为取消“以药补医”列出时间表：今年先行在300个县试点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1月6日《新京报》）

    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新农合医保改革、下调药价等，无不折射出政府的民生情怀和惠民之举。但遗憾的是，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等民生难题依旧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未能明确定位。

    在公共服务的范畴中，最能体现公益性的当数医疗和教育，其职业既是体现圣洁博爱的“良心活”，也是人类不可须臾离开的公益事业，其劳动价值难以用具体数量和金钱去考评。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当时的国情国力，国家允许药品加成、鼓励医院创收，让医院去市场中遨游，其初衷应该是基于对破除大锅饭、调动积极性的考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观念的异化，医院的服务性、公益性逐步弱化，商业化、趋利性日益凸显，“以药补医”让医疗行为沦为纯粹的谋生手段和盈利营生，看病难、看病贵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以药补医”制度的衍生现象。因此，只有让医院远离功利，回归公益，才能为取消“以药补医”创造体制保障和职业环境。

    取消“以药补医”之后的公立医院何以生存，医德立医、技术养医、财政补医当属选择之路。首先，人们诟病看病难、看病贵，不仅缘于制度的弊端，还有医德的扭曲。与人品决定产品同理，同样的医疗条件、同样的医技水平，在医德不同的医生手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医疗效果。君不见，即使在“以药补医”的制度下，仍然不乏为患者着想的“1元医生”。

    其次，人们心仪某个医院，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医院的知名度而来，而支撑这种知名度的无疑是具有精湛医技的专家队伍，取消“以药补医”之后的公立医院就应当靠技术“吃饭”。而实施按病种付费后，医院更应该致力于提高医疗技术、降低医疗成本。

    此外，既为公益医院，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只有以公共财政保障医生的合法收入和医院的正常发展，才能从源头上消除“以药补医”的驱动力。这也是政府为百姓购买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体现。

    有了医改时间表，更要有矢志不渝的医改决心和具体可行的医改举措。人们期待着300个试点县的务实探索，期待着取消“以药补医”为百姓带来的医疗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