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严厉管制让医疗机构供给水平相当不足，再加上粗糙的决策水平，使得医保基金、病人、医院三者之间形成利益相悖的尴尬境地

　　开始于2009年的新医保改革才刚刚过了两年，又面临流变，这首先出在保障水平较高的北京。今年7月，北京市开始发文对医疗费用进行总量控制，这种做法意味着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需求已经无法满足，新医改已经破产。原因在于，北京市医保可能没钱了！

　　据媒体报道，随着2009年新医改的推行，北京医保支出费用迅速增长，医保基金结余率迅速下降，从2008年处于全国前列的58亿元，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18亿元，其中2010年北京医保支出费用增长更是高达40%以上。进入2011年，北京医保更是开始实施医保卡“实时就医”新政。由于实行划卡结算，患者不用垫付大额费用，导致医疗需求释放，就医人数比原来增加了70%！而2010年，北京医保基金共收入298.4亿元，支出290.4亿元，历年累计结余为195.9亿元。若以全年70%的涨幅计，则2011年北京医保需增加支出近200亿元。北京市医保基金是该没钱了。

　　如果北京的医保都没钱了，这可是个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大事件！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入不敷出的情况怎么出现的？很多人会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医患合谋的结果，大家一起占医保制度的便宜。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内部讨论中指出，医保的问题看来不小，但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认为老百姓都是贱民或是奸民，要占医保那点便宜。关键还是相关制度的管理水平和实施水平问题。话说回来，中国过去的医疗保障欠账太多，很多人有病是拖着不看的。在缺乏医保的农村地区，更有“小病扛着、大病等死”的极端情况发生。此外，北京市是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应该有多少家医院，有多少医生，要耗费多少医药资源？这个大家是清楚的，现在的情况是根本不够。由此看来，北京市对此问题的决策仍有些粗糙。

　　受制于先前医疗改革失败的压力，2009年新医改大力提高了医改覆盖面和医疗保障水平，随之而来的是巨额费用支出。2010年的全国卫生总费用显示，各级政府预算投入所占比例已由十年前的不足16%提升到28.6%，医疗保险等社会筹资从20%提升到35.9%，城乡居民个人支付比例从60%降至35.5%。

　　除了偿还历史欠账，至少还有三大因素推动着医疗费用支出的迅速增长：一是30年来偏重经济增长造成的高污染给居民持续的健康伤害；二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三是人口老龄化迅速增长，中国未富已先老。

　　在我们看来，为了降低未来财政的负担，避免美国式的医疗福利陷阱，中国医保改革的核心一是要确立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二是要控制好费用的支出，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决策与政策制订的科学水平。要实现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的承诺，医疗公共政策部门将涉及三大决策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基本药物适度的价格水平。安邦先前披露过，在一些基本医疗药物上，价格水平已经不能反映合理的利润水平，致使药物供应不足。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的具体而微的工作，需要切实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的作用，以跟上行业经营趋势的变化。

　　二是如何确立费用控制及支付方式。对于病种，5月始按病种付费的定价试点需迅速铺开，以消解按项目收费难以控制费用的弊端；对于病人，垫付报销比例和实时报销结算比例应体现差别，实时报销结算比率应大幅下降，以放缓当前快速释放的看病需求；对于医院，总额预付的核心是“结余自留、超支不补”，以提高医院节约费用的积极性。

　　三是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提高医疗资源的总供给水平，不仅有利于缓解病人看病难的问题，也有利于医疗机构形成充分竞争以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收费水平。降低基本药物价格水平和费用支出，最好的办法还在于让市场充分竞争来达成，政府只需当好裁判。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政府的严厉管制让医疗机构供给水平相当不足，再加上粗糙的决策水平，使得医保基金、病人、医院三者之间形成利益相悖的尴尬境地，在保障公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情况下，医疗机构的放开比有效的费用支出控制策略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