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题目是“十四五”下半场和宏观形势，“十四五”下半场题目很大、要干的事很多，我围绕其中几个重大问题讲讲。

　　今年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强力推动下，在1.7亿经营主体的奋勇努力下，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实现了4.5%的增长。绝大多数行业好于去年四季度，服务业绝大多数行业好于去年一季度。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走出疫情冲击，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但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

　　“十四五”下半场，应该进一步聚焦一些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长远兼顾、综合施策，为长远发展奠定机制性基础。

　　“十四五”下半场需要关注哪些重大问题呢?我讲六个问题。一是居民消费问题。它是需求侧拉动增长的主动力，拉动了GDP的38%。二是房地产，它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去年是占GDP的6.1%，房地产不稳，其他行业很难填补。三是平台经济，它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虽然目前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很小，但是数字经济拉动经济50%以上。四是民营经济，它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占GDP和主要指标的50%以上。五是城市化，它关系需求和供给，城市经济占GDP的90%以上。最后是进出口，它在需求和供给侧都是拉动我们经济的重要动力，出口占2.6%，进口占8%，但这两个数字不能充分反映进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一、居民消费稳定增长

　　疫情三年受冲击最大的是居民消费。疫情三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0.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实际增长0.2%，购房消费年均缩减8.5%。

　　这些数据给我们的启示是，疫情以来的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的收缩，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我们的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居民消费是民生改善的标志之一、实践标准之一。疫情三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年均增长3.5%，但消费没有怎么增加。所以，改善民生光有收入不行，还得把钱花出去，实实在在提高消费水平才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我国发展已经到了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阶段，各项政策要随之转变。我们城市规划要规划什么?就是要规划人民的生活空间。我们现在的规划更多的关心生产，但很多地方的产业园区真正规划人民生活的空间不够。若生产与消费循环不畅，增长必然减速。

　　消费者也是市场主体，居民消费也是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因此，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要不干预、少限制。发展市场经济，既要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要不干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应成为各级政府的行为准则，成为各种文件的原则。

　　中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它既关系增长动力，更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所以，要改变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实行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改善民生，需要加强公共服务，但要认识到，公共服务不是民生的全部，民生的主体是居民私人消费。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等。改变对住房、汽车等和部分高消费的抑制政策。改革身份证和住房两大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二、房地产市场稳定

　　最近十几年，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房价上涨为龙头，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平台企业)三者相互支撑拉动增长的格局。过去十年哪个行业拉动增长最快?是房地产、金融、建筑业，拉动了我们26%以上的经济增长，远远大于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现在房地产行业有三个问题没有讨论清楚，首先是居住住宅供需是不是已经达峰?二是最大的刚需在哪里?是3亿城镇流动人口，其中农民工是主力。这些人口不回去，要不要解决他们在就业地城市的居住问题?现代化之时，他们的居住怎么办?未来我们希望不再存在“农民工”这样的称谓。三是高房价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居住用地少，北上广深居民用地和人口增长失衡，居住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低，工业和办公楼用地多。

　　二十大重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房地产不仅是短期调控和风险管控问题，更是制度重建和发展模式重建问题。房地产是全局性、整体性、综合性的，也不是地方和一两个部门能解决的。应瞄准新的住房制度、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多部门协同制定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明确与房地产相关的土地、税收、金融、公积金、预售、租赁、租售同权等的制度安排。给购房者、租房者，给房地产企业，给金融机构、给地方政府长期的可见的预期，市场才能稳定，房地产业才能稳定发展。

　　三、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过去10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7.6%，其中互联网近三年年均名义增长达36%，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和民生改善。

　　疫情三年，信息技术服务业也经历了大起大落。2021年一季度以来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开始减速，从2020年四季度的21%降到2022年三季度的7.9%、四季度的10%，今年一季度增长11.2%，同过去十年的17.6%和疫情期间的21.2%的高点相比，仍有加快的空间。

　　过去十年，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主要行业之一，累计新增就业300万人，间接带动的就业更多。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一定程度上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吸收就业放缓。

　　2022年一季度、二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强调了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当中大显身手。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进一步指明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主要形态，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平台企业是平台经济的主体。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落后，未来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肯定是落后的。

　　四、民营经济预期好转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地位，同时，贡献了50%以上的工业、50%以上的投资、50%以上的进出口。

　　“三重压力”中的预期转弱，主要是民营经济预期转弱。前两年私营工业企业增长一直快于全部工业和国有企业，2022年后开始减速并低于国有企业，今年4月增长1.9%，仍在继续下滑。2022年民间投资增长呈下降态势，2022年年末降至0.9%，今年4月降至0.4%。

　　从上面数据来看，民营经济预期转弱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针对这一轮民营经济预期转弱问题，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要对一些不正确的议论和舆论要敢于“亮剑”，同时也提出了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要从长远上考虑，避免屡屡出现民营经济预期转弱的问题。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地位作用;在法律和司法上，进一步健全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产权保护制度;在准入上，进一步明确民间投资的“红灯“即负面清单，清除隐形壁垒;在政商关系上，进一步完善政商沟通制度，完善问责追责机制。同时，要着力帮助企业解难题、办实事，这是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之一。

　　五、加快城市化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较快，但城镇化质量不高。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很多是跟城市化有关系的，包括消费不足、农村居民收入低、人均消费量很低，都跟城镇化政策有关。如，农民财产性收入过低(2022年人均500元)，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之差高达10倍。农民错过了财富快速增长阶段，原因是宅基地、农民住房的非市场化。

　　由于农村户籍与集体所有制挂钩，决定了我国不能废除户籍制度。我提出要改革身份证制度，全国人口的身份证按常住地的住址登记，不再按户口所在地的住址登记，并据此划分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持有城市住址身份证的人口就是城市人口，登记的住址可以是产权房，也可以是租赁房。离开常住城市回到农村的，换发登记在农村住址的身份证。通过改革身份证制度，彻底解决城市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统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不同口径，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治理难题。

　　要加快建立包括新市民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包括3亿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支持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增加低价商品房和租赁房供给，通过扩大供给来抑制房价。当前的扩大内需中，应启动主要面向农民工的安居工程建设，利用空置工业用地、过剩商业用房等建设或改造低价住宅。

　　六、进出口稳定增长

　　净出口占GDP比重已大幅减少，内需比重提高。但是，不能用“三驾马车”看待国内国际循环的地位，并不是国内大循环可拉动97.5%的经济增长，国际循环拉动只拉动了2.5%，而是既要看需求和出口，也要看供给和进口。2020年我国16万亿进口中74%是用于生产。进口品占全部中间使用7%，若无进口，国内生产将缩减7%。进口已在生产中融入了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本身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我国自有资源不足，没有初级产品进口的成倍增加并融入国内大循环，经济不会增加10倍。

　　疫情前两年，进出口是我国经济得以增长和恢复的亮点。去年10月后陷入负增长，今年以来情况不容乐观。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离不开进出口，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是“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我们既要扩大内需更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虽然现在国际环境不友好，但是我们也一定要坚持这个基本方针，不能有任何动摇。

　　我们要学会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扩大开放的本领，提高在矛盾挑战增多的国际环境中扩大开放的能力，积极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扩大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扩大制度型开放，才能进一步扩大商品流动型、要素流动型开放的阶段，要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型开放，引领贸易和投资继续壮大。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减少不当干预。研究务实管用的稳定进出口和外资企业的增量政策，想方设法留住外企、民企的出口龙头企业。采取特殊政策弥补美国加征关税对出口企业的损害。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