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有远虑也有近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我国已进行多项政策布局，如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研究“一老一小”整体性解决方案、出台教育“双减”政策，等等。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也面临发展新机遇。2022年之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伴随人口正增长，2022年之后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交织在一起。”中宏观察家、中国老龄协会事业部主任李志宏接受本网采访时表示，就人口负增长本身来说，有远虑也有近忧，总体来判断，当前还处于人口零增长区间或负增长的起步阶段，近忧比较小，但是未来一个时期人口负增长速度会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远虑也会随之越来越大。

　　“人口负增长既带来消极影响也存在积极作用，需辩证看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告诉记者，通常认为，人口负增长或导致经济下滑、养老负担加剧。老年抚养比提升导致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缴费者比例下降、领取者比例上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也使个人养老金领取时间延长，同时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会增加，国家财政和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受到考验。但人口负增长也会形成环境红利，资源消耗减少，生物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废弃物和污染减少，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人口数量减少和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倒逼技术创新。

　　“随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持续加大，增加了适合各年龄段人口的就业岗位，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更大限度开发，从而弥补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潜力损失。”黄石松表示，人口负增长还将带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城市拥挤减少、工作机会增多、生活压力减轻以及犯罪减少。总之，并无定论证明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因素显著高于积极因素，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应对、及时应对、综合应对。

　　“在经济领域会产生‘两个倒逼’。首先是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李志宏告诉记者，今后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将导致我国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劳动力成本抬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在企业层面则综合体现为企业工资、社保等用工成本的提高，将促使企业需求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这客观上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技术、资本、信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

　　李志宏告诉记者，在科技应用方面，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为三类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动力。通过倒逼科技创新。一是应对劳动力老龄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替代及增强的相关科技产品。比如，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日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发工业机器人，到现在日本已成为工业机器人领域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重要背景和推动因素就是日本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二是抗衰老和健康促进的科技产品，三是专门面向老年群体的老龄福祉科技产品。在社会领域也会产生倒逼。人口老龄化过程与社会发展过程相生相随，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对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接受、适应以及变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符合人口老龄化要求的观念、氛围、制度和行为逐步形成和完善，最终实现年轻型社会到老龄社会的转型，以及老龄社会的和谐稳定运行。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发展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均衡问题突出。”李志宏说，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促使更多的公共资源向民生保障领域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领域转移，比如，以前我们的财政属于发展型财政，更多钱投入到经济增长领域，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叠加背景下，将逐步转型为民生保障型财政。这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抢抓应对窗口期，打好战略战术两张牌

　　“怎么应对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叠加的挑战?应对之策万变不离其宗，对于风险和挑战，就要切断风险和挑战传导的机制，属于‘黑天鹅’的，尽量不让它飞起来;属于‘灰犀牛’的，尽量降低它的灰色度。”李志宏表示，要充分挖掘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叠加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而“倒逼机制”亦可带来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方向明确、路径清晰、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表示，“十四五”时期人口拐点刚刚到来，对经济社会影响程度还不深，需抢抓这一战略窗口期和政策储备期，保持战略定力，优化政策安排。

　　“一是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宏观战略上需保持政策稳定性和长期性。”黄石松表示，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其正负向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需辩证看待，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视。在此基础上，保持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将人口、老龄、托育、社会保障、家庭政策等相衔接，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释放政策效益。

　　黄石松告诉记者，微观战术上需保持政策灵活性与包容性。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地方意愿、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政策路径，如鼓励地方出台育儿假、生育补贴、普惠托育等“一小”政策，完善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普惠养老等“一老”政策。此外，应及时评估政策效果，科学优化。

　　“二是深化关键领域改革，当前最紧迫的是，构建年龄友好型住房政策体系。从个体角度看，住房是影响生育、养育、教育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是家庭最大的成本支出。”黄石松说，从社会角度看，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我国住房制度是在年轻型人口结构时建立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住房增量需求下降、存量供给增加。经过近年来房地产快速发展，除部分超大城市外，大部分地区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越来越多地区出现结构性过剩和行业性风险。“十四五”时期应在住房规划设计、买卖、租赁、物业管理等全流程各环节，建立年龄友好型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发展，促进价格合理回归，减轻育龄群体生育、养育、教育和家庭养老负担。

　　黄石松建议，在政策性住房保障体系中纳入家庭人口负担等级评分体系，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个税抵扣、梯度补贴、提高贷款额度等途径给予三孩家庭购买首套房、租房优惠。坚持“房住不炒”原则，对因工作变动、老年人口迁移(比如异地养老)等合理性购房需求，采取更为精准灵活的限购政策。鼓励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在新建项目、城市更新中增加养老、托幼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适老化建材、家居、部品、辅助器具制造业，对居家适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分级分类补贴，强化社区养老、托幼服务政策支持，修改物业服务指导目录和收费标准，让物业管理制度顺应“一老一小”的客观需求。

　　黄石松认为，应统筹住房政策与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强化社区支持下的居家养老服务与全龄友好社区规划、建设、治理的有机衔接。社区居家养老是相对成本更低、更切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方式，落实我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重点和难点也在社区居家。从国际社会的共识看，美国实施了“积极老龄化健康社区计划”，英国提出了建设“终生社区、终生住宅”的目标，新加坡则将适老化措施全面推向城市普通居住区。我国现行社区规划、建设、治理制度体系也是在完善年轻型人口结构时建立的，社区公共配套设施的功能定位、指标设定、空间布局均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是强化都市圈层面的资源统筹，构建城乡、区域均衡发展新格局。要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的协同作用，鼓励都市圈内人口和资源合理流动，加强各大都市圈之间政策统筹，避免“恶性竞争”，导致人口下降和流动虹吸效应双重叠加带来的冲击”，黄石松表示，对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相对成熟的都市圈，要放眼全球，强化国际合作交流，着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对于主要以东、中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形成的快速发展型都市圈，要着力加强都市圈内部各类要素的循环，持续提升都市圈的辐射力。

　　黄石松告诉记者，对于主要以中西部省会城市形成的培育型都市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扎实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建立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吸引人才回乡创业、就业，留住人才，走出一条“产业转型、人口优化、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有机统一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