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日益突出。可以预见，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伴随我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也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人口总量势能、结构红利和素质资本叠加优势，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适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面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常态，必须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挖掘生育潜能。生育政策优化不能单纯在促进“多生”上聚集压力或简单追求刚性的工具性目标，而应更多关注生育意愿的长期改善、养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婚育观念的引导构建，以及促进个体发展、推动性别平等、改善家庭福利、缓解工作-家庭冲突、提高社会融合程度，进而长效挖掘生育潜能。

　　二是保障妇女发展权益，构筑女性友好型职业环境。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超过50%的20至29岁的年轻女性拥有高等教育学历。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经济自主能力的提高，女性渴望拥有与男性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在家庭中的平等话语权。但是，由于女性职业生涯的黄金期与婚育的适龄期高度重叠，事业发展与生儿育女之间不免冲突。针对这种情况，要以有力的制度保障职场和家庭中的男女平等，使生育行为不再成为加重女性家庭负担、阻碍女性全面发展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人口发展观，增强家庭承载能力。家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也是目前我国解决“一老一小”问题的关键环节。要加快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帮助家庭提升发挥赡老抚幼等基本功能的能力。比如，对于祖辈参与儿童监护的家庭，应给予个人和家庭更大的自主空间;肯定和鼓励老年人在儿童照料、家庭发展、减轻社会育儿压力等多方面贡献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并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目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依然相对充足。通过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和育龄人群婚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充裕、结构合理的人力资源。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整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我国劳动者素质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以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补偿不断减少的劳动力数量的基本格局已经显现。面向未来，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人力资本支撑。

　　一是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人才红利增量趋势明显，潜力巨大。应继续深化教育结构和质量改革，使教育内容适应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协同育人模式，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应用型、高技能、高素质大中专毕业生和技能劳动者，持续改善新增劳动力质量。

　　二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劳动力使用效率。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加强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建设，促进传统农民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并稳定生活，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条件。

　　三是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实施弹性退休政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先期老龄化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更好地开发蕴藏在低龄老年群体中的人力资源，是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领域。未来10余年间，预计将有超过两亿的健康、教育水平和经济禀赋较好的年轻老年人口(60至69岁)进入老年群体。应构建更有力的社会环境、制度支持、教育体系，鼓励低龄老年人参与家庭、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也能更公平合理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四是善用全球人口红利与人才资源。人才引进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路径。要树立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全球视野，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发掘和利用沿线国家丰富的人口红利，助力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作者分别系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