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出现的乡村工业化带动的外贸，

　　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

　　书名之所以定为“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是想把笔者对江南市镇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诸君：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曾经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了社会的变革，推进了早期城市化进程。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Goa)，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日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当时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闻名遐迩，最大的机织业中心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产量严重不足，17世纪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商人从中国运来。

　　西班牙商人的“马尼拉大帆船”则把福建月港运来的中国商品运往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把西方国家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写道：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

　　一提起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就是近代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很少有人会想到，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

　　15—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就是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新近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作了估算，得出了以下结果：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苏联地区除外)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李伯重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尚不逊于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尽管欧洲的发展已明显加快，但中、欧之间的差异也还并不很大。”这种观点，对于以往流行的所谓“定论”——明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是很有意义的挑战。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中概括了他的结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

　　他颠覆了西方盛行的一种历史观点：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停滞，或者说19—20世纪的历史是北大西洋核心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欧洲核心区(北大西洋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东亚)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至19世纪时才出现。在此之前，即18世纪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然而，到了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出现了机器与工厂化的棉纺织业，而中国江南的棉纺织业依然停滞不前，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

作者：樊树志(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