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区域发展的成就与新情况新问题
党中央一贯高度重视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为“十大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予以论述，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沿海和内地工业布局的相对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的工业基础不尽相同、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具有梯度性，以及其他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区域不平衡现象有所加剧。到20世纪末，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均有显著扩大。以泰尔指数(Theil index)作为衡量指标的话，在1992—2000年间，省际实际人均GDP差距扩大了27.7%。针对这种地区差距严重扩大的问题，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宣布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配套和补充的区域性战略。20年来，这一系列战略的实施卓见成效，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区域之间呈现趋同的势头，地区差距有所缩小。在2001—2021年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5%、9.7%和10.3%。同样以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地区差距在这期间缩小了56.0%。然而，地区差距并没有消失，并且还产生一些新的表现。从202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以江西省这个中位数(103851元)水平为基准，排在之前的15个省份的算数平均值，是排在之后的15个省份算术平均值的1.8倍;而排在前3位省份的算术平均值，更是排在最后12位省份的算术平均值的3.0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一个新表现是，东北地区和北方省份的增长率进一步显现出相对滞后的态势。在2001—2021年间，东北三省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7.7%，北方15个省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0%。如何认识这种区域发展中的新现象，需要具有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思维，从发展阶段的变化、不平衡与相对平衡的动态性，对区域均衡战略实施做出评估或展望，涉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和相应的研究范式转换。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实施好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经济研究也要善于提出相应的学术课题，在为决策提供有力学理和经验支撑的同时，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
二、 区域发展模式变化和范式转换
区域经济发展均衡性的整体提高也好，同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好，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预示着地区差异模式的变化，提出了区域经济研究范式转换的要求。为了观察地区差异模式的变化趋势，可以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分别观察整体地区差距的两个构成部分，即东中西三类地区内部的省际差异、三类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两种差异对整体差异的相对贡献。计算显示，虽然两个部分的差距都下降了，但每个部分对整体地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2001—2021年间，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从39.4%提高到54.5%，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从60.6%降到一半以下，仅为45.5%。这反映出一个根本性变化，分别表现为区域经济模式变化和区域研究范式转换。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上，地区差距总体上可以用一种二分法的范式来刻画，即每个地区分别处于富裕与贫穷、发达与不发达，或者具备或不具备发展能力的二元反差之中。与此对应的区域发展战略，通常着眼于识别出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倾斜式的支持政策，弥补关键生产要素的持续性不足，以打破发展瓶颈。一旦国家整体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居于主导地位，由于要素的禀赋、积累、流动、配置和重新配置，都不再存在根本性的障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地区，并不注定缺乏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时，地区差距仍然存在，但不表现为二元对立式的，影响地区发展差异的因素更加多样化，地区差距的表现也呈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在区域分布上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于是，传统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在信息基础上愈显捉襟见肘，现实解释力和政策启示力也就相应降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从大的区域分块概念来看，已经没有任何一类地区仍然受到资本要素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性制约。目前存在的地区差距，主要表现为在较小的区域分块层次上，由于局部性、独特性和非系统性的因素，单个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现象。诚然，地区发展差距仍然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这是因为差距的存在具有恶化收入分配、降低生活质量均等化水平、现代化进程不平衡等不良效果。同时，差距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失，也伤害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能力，形成新形式的恶性循环。因此，因应这种区域差异模式变化，需要应用新的认识框架、选用新的政策工具，以便不断消除新的地区差距。
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的新特征
地区发展格局和模式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更加整体、综合和动态的视野看待区域经济发展，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战略思考。为了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最新战略部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上，认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路的内在逻辑，把握国土空间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全面布局。首先，从补要素短板为取向的倾斜性扶助战略，转向实施综合提升发展能力的全面战略。在早期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被称作平衡发展战略，还是被称作不平衡发展战略，本质上都是冀图以不平衡的政策，推动形成平衡发展的格局。地区差距通常需要经历一个从二分式整体区域不平衡，到多元化区域局部不平衡的稀释过程，最终达到动态、相对平衡的目的。这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要转向直接以相对平衡为取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这种战略理念和实施举措的转变，也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之中，总体上越来越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其次，从旨在填平要素禀赋缺口的政府主导性支持政策，转向政府着眼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要素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地区差距具有二分式特征的情况下，相对落后的地区迫切需要获得稀缺资源，政府通常采用倾斜式投资等优惠政策予以满足。一旦这种资源或要素的持续性稀缺特征消失，则更需要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立足于在激励相容的前提下，推动相对落后地区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最后，从实施基于宏观层面大板块划分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转向进行更加精细的区位界定，更加面向地方特殊难点和比较优势，部署更具体有效的政策举措。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性、多元化、丰富性、立体感的增强，中国解决地区差距的新战略已经处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例如，在实施针对中东西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均衡战略基础上，国家还部署和实施了主体功能区、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海南、成渝等区域，以及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等区域重大战略;“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布局和多核多层的城市群战略;促进内外联通、对外开放和国内区域均衡相衔接的“一带一路”倡议;针对特殊目标和功能的地区设立的开发区、试验区、示范区、引领区、新区等;支持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