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1991年8月初，江泽民总书记就开始酝酿召开若干次座谈会，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讨论，主要目的是为次年党的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和政策纲领提法进行酝酿，听取意见。当时，江泽民同志找了一些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有研究的同志（如吴敬琏、周小川）谈话，请他们做准备。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提出要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利用市场调节，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大家的认识跨越了一大步。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对前一段“市场取向”改革产生怀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有的主张实行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争论在1990、1991年比较激烈，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凝聚改革共识，需要召开专家座谈会，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以便为预定在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需要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作何表述，提出具有前瞻性和现实可行的方案与构想。这就是召开11次座谈会的社会思想理论背景。
  参加这11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有关专家，总共不到20人。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
  这次座谈会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和政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其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这几年的剧变进行分析，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至于发生解体和剧变。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敞开思想，对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由于本文主要是论述专家座谈会对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性，因此主要是介绍第三个议题的讨论内容和成果。这也是这次讨论会讨论最多的问题，总共11次讨论会中这个议题就占了5次。
  江泽民总书记在一开始主持会议时就明确指出，这个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主要是听取大家对所讨论的三个问题的意见，不做结论。他在每次会议过程中都有简短发言或插话，多次引用参会人员的观点，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多数人都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席发言，一般要求会后提供书面发言稿。

二、座谈会的主要成果

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样就为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提法，是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和苏东剧变的逻辑必然结果。一些专家提出，从许多国际经济发展实践看，由市场配置资源是比较有效率的，是比由计划配置资源有效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经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善工人福利缓和阶级矛盾，以及推动科技进步等，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同实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竞赛中占了上风。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并且要在经济和技术上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做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同时实行宏观调控，努力使整个国民经济稳定高速健康发展。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提法，更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成功经验的必然结果。1978年年底起实行改革开放后，由于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农民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提高25％），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迅速增产，农产品供应大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又逐步放开了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部分工业生产资料等价格，结果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市场迅速繁荣和扩大，各种各样商品琳琅满目，长期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少直至完全取消，使老百姓充分感受到“市场机制”的神奇魔力，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实惠，从而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因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既然“市场取向”改革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繁荣，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就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绝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要继续前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以便更好地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目标的确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对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重要讲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发展做了系统的回顾，明确表示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在征求意见中，这个提法得到普遍赞同。
  1992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由上可见，1991年年底11次专家座谈会，对江泽民总书记拿定主意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几点粗浅体会

首先，这11次座谈会为中国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回顾1991年秋冬，当时经济学界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有人在，报刊上常可以看到不赞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可以说，这11次座谈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央下决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促成党的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使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些原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表示有疑虑的经济学家也转而公开表示接受十四大决定（如苏星在1997年出版的《论外集》中讲了自己认识转变过程）。只有个别经济学家实际上不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这已无碍中国改革发展大局。
  其次，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披露1991年冬11次专家座谈会内容，可以更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过程和根据。我过去写的或主编的一些论著（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和2011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对于为什么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都是只说明了，一方面1991、1992年就有经济学家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邓小平1992年年初南方谈话的推动，而对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何在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主张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没有作很好的说明。现在看来，正是1991年11次座谈会，由于与会专家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目标的共识，包括对这一新体制的两个要点或涵义（一个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形成了共识，所以为江总书记6月9日的讲话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总之，我们从党的十四大报告看到并至今仍沿用的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典涵义（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或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直接发端于1991年的11次专家座谈会，或者说其重要思想准备是这11次座谈会。
  第三，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即“50条”，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大支柱至今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而1991年11次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插话和专家发言，也对50条的诞生提供了许多重要观点和素材。比如，既要利用外资，也要发展国内多种经济形式；要试验搞股份制，而且要找几个大的企业试一试；扩大对外开放，敢于利用外资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发展对外贸易，多搞外贸信贷；尊重人才、重视科技进步；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等等。这50条，为新体制设计了比较好的框架。《决定》还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实行多年的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大特征研究的时间最长，还特别请当时国家经委负责人陈清泰等到玉泉山与文件起草组共同研究定下来的。《决定》提出了劳动力市场概念也是一大突破，过去只提含义不清的劳务市场而不敢提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这50条经过近20年的努力，大部分都已基本实现或初步实现，仍有一些尚未实现，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因此这一文件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今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20周年，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讲确立这一目标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由于1991年11次专家座谈会的材料尚未披露，在论述改革目标确立的形成过程时显得过于简单。只有把这11次专家座谈会材料补上，把这11次会议的成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重要来源，才能增强改革目标确立的丰富内容和真实性，也是全面客观研究经济思想史非常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本文对这一往事作简要回顾的重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