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钱学森
在旅居美国期间，钱学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虽然也参与过美国国防研究项目，并在国防科研机构兼职，但主要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55年10月回国后，钱学森被国家推向创建现代科技事业的第一线，逐渐成为擘划中国科技事业的战略科学家。
1、参与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
1956年上半年，国务院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4个附件。这次科学规划凝练出57项重要科学任务、616个中心问题，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任务，还特别提出4项“紧急措施”，予以优先发展。
钱学森成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进入其下设的10人综合小组。综合小组曾逐项讨论前56项科学任务。当时，在飞机和导弹、有线电与无线电等重大技术方向的选择上，争论比较激烈。钱学森主张迎头赶上，认为优先发展导弹更适合中国国情。他使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导弹的制导、发动机等技术在短期内是能够突破的，得到很多专家的赞同。
为了体现“重点发展、迎头赶上” 的指导方针，综合小组把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与电子计算机列为4项“紧急措施”，以配合原子能与导弹技术的发展。在论证和确定过程中，钱学森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居功至伟。国家优先发展这些新技术，让中国迎头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2、推动技术科学在中国实现建制化
20世纪初以后，以应用力学为代表的技术科学发展迅速。钱学森将技术科学思想融入十二年科学规划，与力学界同行一起把力学从物理学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学科，并结合航空与导弹技术发展规划研究方向，提出发展措施。
回国后，钱学森的第一项任务是为中国科学院筹建力学研究所。他以技术科学思想指导建所工作，强调力学所主要开展探索性研究，以解决国防尖端技术和民用工业中的关键问题为目标。
1957年2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与教育部在清华大学合作举办工程力学研究班。1957 —1961年，力学研究班举办了3届，共招收325名学员。这些学员满足了中国迅速发展的力学教育与研究事业对专业人才的急需。力学研究班的开办，还突破了国内工科院校不设力学专业的思想束缚。随后，全国工科院校纷纷建立工程力学专业。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成立。钱学森是科大筹备委员会10位委员之一，直接参与科大办学方针、学科与专业设置等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策。并且，主持创办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按照培养技术科学人才的目标确定建系方针、专业方向及培养方案，还聘请名师为学生授课。
空气动力学是引领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带头学科，也是技术科学领域的典型学科。钱学森一方面在力学所设立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方向，研究和建设超声速风洞，研制激波管和激波风洞等新型风洞技术；另一方面，在国防部五院设立空气动力研究室，开辟中国航天空气动力事业。
3、为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奠定基础与格局
在周恩来总理委托下，钱学森1956年2月17 日向国务院送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当年，10月8日，钱学森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主持中国导弹与火箭研制工作。
此后，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钱学森带领科技人员先后研制出多种型号导弹、火箭、人造卫星以及开展载人航天早期探索性工作，为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一是为国家筹建导弹事业提供实施方案。钱学森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中提出的核心思想为：第一，中国建设导弹事业应建立包括科学研究、设计研究、制造生产等环节的科研与工业体系，并按此组建领导、科学研究、研究设计机构和生产工厂；第二，建设导弹事业的顺序是“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第三，积极向苏联争取技术援助。
二是建立能够自主研制各类导弹的科研设计体系。钱学森一方面在国防部五院按照预先研究、型号设计与地面试验需要组建各类导弹的研究、设计机构，担负“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以及开展型号设计、试制与试验工作；另一方面，安排中科院力学所负责 “长远及基本研究”，并让其与国防部五院的型号研究与设计工作衔接起来，以建立导弹科研与型号设计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
三是牵头制订各类导弹发展规划，建立中国导弹技术谱系。钱学森提议并在1962年2月成立国防部五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16个专业组。在钱学森牵头下，七机部在1960年代中期相继制订地地、海防、地空和固体导弹发展规划。
四是组织实施中国人造卫星早期研制与发射试验工作。1968年2月，国防科委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兼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 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钱学森还为返回式遥感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研制与发射贡献了大量智慧与心血。
4、探索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0年代末以后，钱学森探索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他将系统工程方法推广到国家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多个领域，提出了许多精深卓绝的思想与创见。
一是总结并推广系统工程理论。钱学森建议国家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作为中共中央进行决策的参谋班子。钱学森深入研究和探索系统学，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与从定型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及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二是提出系统的产业革命理论。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关于科学、技术、产业与社会革命的理论，深化了人们对新技术革命本质的认识。
三是从系统论出发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1988年，钱学森提出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倡导创立社会主义国家学。1992年，他从系统科学角度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包括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与地理建设4个方面。
二、钱学森何以成为战略科学家
战略科学家的形成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社会造就的产物。从钱学森的学术成长经历与事业发展轨迹看，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这位战略科学家。
1、成长于开放的社会环境
钱学森诞生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转型时代。他接受的是新式基础教育，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系统地学习现代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知识。后来，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学生时代的经历看，钱学森受教于多所名校，转益多师，终成一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为同盟。因国防科研急需，美国军方放松了对外籍人员的限制，让持有中国护照的钱学森可以参加保密性质的国防研究项目。二战结束后，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顾问委员会、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海军军械实验室等重要机构担任委员或顾问，得以了解美国国防科研的前沿动态。
2、师从引领科学与技术结合潮流的科学学派
一位科学家取得成就的大小，与其师从的学派有着密切关系。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冯·卡门的熏陶下树立了将数学与基础科学应用于工程技术的学术理念。钱学森非常崇拜冯·卡门的创造能力与研究方法，为此勤奋异常，“从研究方法到专门知识，从基本学科到工程学科进行一番相当严格的锻炼”。
冯·卡门属于举世公认的技术科学大家，并善于同政府与军方打交道。随着冯·卡门在美国国防科研界的影响迅速攀升，钱学森担任或兼任的职位也扶摇直上。这些非同寻常的经历，让钱学森在科学研究、工程研制、咨询参谋、科研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开放民主的学风对钱学森的影响也非常大。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民主活跃的大学。在这里，钱学森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秉性，敢于在不同场合与学术权威争论。
这种学风还表现在鼓励与支持学生研究新生事物。冯·卡门支持马林纳、钱学森等研究生开展火箭研究。受其影响，钱学森后来将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学术理念引入核动力工程、工程控制和材料领域，并创立工程控制论与物理力学这两门新学科。而且，他还把这种学术理念提升为工程科学思想，将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学术思想推向新的高度，被誉为技术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3、新中国为钱学森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与平台
1950年代中期，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事业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钱学森回国后，立即受到国家重用，不仅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制订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而且被迅速推到领导国防尖端技术工作的第一线。
1955年12月，钱学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向陈赓院长表示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研制导弹，极大地提升了国防系统发展导弹事业的信心。随着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钱学森的科学地位与社会影响与日俱升。
4、善于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科技成为一项社会建制后，其运行不再只是科技界的事情，往往受到政治施加的影响，也就是科技的国家特征越来越明显。
钱学森经历过不同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回国后，他利用多种机会认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主动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认识逐渐深入。
这时的钱学森，不再是仅仅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领导组织国家尖端技术事业的领军科学家。起初，钱学森不大适应国内的运行机制。经过磨合，钱学森很快就适应了，并能准确地区分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娴熟地掌握处理的原则与拿捏的尺度。随后，他与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一起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创造出一种科研、工程和生产一体化的新型管理体制，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三、结论
作为战略科学家，钱学森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创建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参与擘划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尤其是推动技术科学建制化，从整体上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科技能力。
1980年代中后期，钱学森多次向国家提出要重视培养科技帅才。1991年，他提出培养科技帅才须要理、工与社会科学结合，即培养“工程师+科学家+思想家”式科技帅才。
这些思想是钱学森对自己学术成长经历与领导组织国防尖端技术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无疑对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