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高补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配差距的缩小，但效果是短期的

 

　　财税调节分配有两类手段：一是限高，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二是补低，比如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提供社会救助，以及间接通过对社会保险缺口进行补助等。限高补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配差距的缩小，但效果是短期的，因为导致差距的社会根源并没有改变，而只是改变了初次分配结果。如果不从根源入手，收入分配差距就会在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中不断再生，就会永远存在一个“缺口”。由于政府调节差距的幅度永远赶不上经济循环中再现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就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趋势在不断扩大。

 

　　可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仅满足于财税的调节。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确实有待加强，财税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财税调节只具有短期效果，而且无论多么复杂的政府再分配，其效果都是短期的。比如美国个人所得税体系非常复杂，但也不能改变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财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心要从收入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上来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化改革滞后于市场化改革，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处境差距越来越大，有的群体的风险处境开始固化，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机会。因此，财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心，要从收入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上来，重点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从机会公平入手。机会平等首先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实则包含了经济、社会、所有制三个层次。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主要关注经济层面，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包括社会层面的二元，即农民和市民的身份与基本权利的差异。农民即使长期生活、工作在城里，也很难获得跟市民平等的待遇，这反映的是社会二元结构。此外还有公有制二元结构。集体土地盖房不可能增值，但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却可能增值，这是所有制二元结构造成的要素市场权利上的不平等。这种二元结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导致农民和市民的风险处境出现差异，进而导致他们获取收入、改变自身、增强能力等方面的机会明显不同。因此，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当前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问题。应该看到，我国农民人口仍占大多数。我国城镇化率64.7%，看似城市居民更多；而从户籍人口看，农民户籍人口占比53.3%。因此，如何减少农民数量，是我国结构性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从城乡收入分配领域促进共同富裕的效率就会很低，效果也很难持续。

 

　　二是要从缩小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入手。帮助农民群体提升能力，积累人力资本。要帮助农民提高获取风险收入的能力。只要进入市场就有风险，能冒多大风险取决于自身能力，而上大学可以提升冒险能力和发明创造能力，有助于帮助农民获得风险收入。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要素收入都是风险收入，只是风险程度不同而已。因此，调节风险分配，就是要改变不同居民群体的风险处境。

 

　　三是要从促进社会流动入手。流动是促进人类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得各种发展机会的途径，更是自主改变个人风险处境的途径。在农村以耕种为生，收入相对更低；而如果进城务工，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因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非常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劳动力要素拥有流动自由，但家庭流动并不自由，老人、小孩留守问题突出，流动面临很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比如子女上学问题、住房问题等。进城务工人员因为身份差异，无法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待遇，这将加剧他们的风险处境，导致收入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改变农民长期的风险处境入手，帮助他们避免一些基本风险，提升其参与市场经济循环的能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帮助其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

 

　　上述问题无法仅从经济层面解决，而必须从社会层面入手，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以城镇化为引领的社会转型。市场化改革使经济转型跑在前面，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带来社会发育不足、社会诚信缺失等问题，反过来加大了交易成本，让整个社会、市场难以健康运转。从这个意义上看，共同富裕更重要的途径是改变深层次的风险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