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慧先生对中国商业史学的定义、对象和方法等，有着系统、深入的思考。

　　先生认为，中国商业史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商业史是以阐述商业经济的理论、范畴、规律为己任的商业经济学的重要“伙伴”。从历史学角度看，商业史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和专深部分，着眼于具体的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和制度，运用的是历史分析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国商业史是运用历史资料，去研究、阐明商品流通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和它的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其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商业史是以整个商品流通的历史现象为研究范围，而不仅限于对以从事商品流通为专业的商业人员的买卖行为的研究；非商业的商品交换——生产者自己出售产品，也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农民贸易，即使是生产者之间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贸易，以及手工业者的自销，甚至土地、房屋的买卖，也属于商业史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广义的商业史，而不仅仅是商人（官、私商）史。其二，中国商业史还包括对外贸易、生产资料的贸易、对市场和商业的管理，涉及整个商品流通领域，这又是一种大商业史，而不限于对从事消费品国内贸易的商业部门活动的研究。

　　先生把商业史的研究对象分为十个部分：商业通史、商业史论、断代商业史、专业史、专题史、民族贸易史、地方商业史、商帮史、行业史和商品史、企业史。这十个部分，还体现在商业发展史、商人史、商业政策史和商业思想史四个层次上，先生自己的商业史研究也是就此全面展开的。

　　先生指出，研究商业史还要注意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首先，要联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不能狭隘地拘泥于纯流通范围内。一些商品的技术变化，甚至气候因素，都会影响商品流通。其次，要联系各经济部门的历史，不能局限于商业圈子之内。财政、赋税、货币和金融与商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赋税制度的演变，与商品流通的进退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再次，研究商业史中的经济关系要联系上层建筑，不能就经济关系谈经济关系。最后，要联系外国的历史来研究中国的商业史。

　　先生认为，商业史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的历史学方法，还要注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定性分析最基本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计量方法则可以避免历史叙述停留在现象罗列，使研究精确化、具体化。比较重要的计量研究有匡算市场流通中的商品总额、特别是粮食的商品量，土地和人口数量，度量衡制及其数据的变化等。

二

　　吴慧先生注重研究商人、古代理财家、经济改革家。

　　先生认为，商人是商业史中仅次于商业发展史的重要研究对象。要弄清商业的发展历史，必须认识商人，解剖商人。他具体分析了古代新兴自由商人及其代表人物、富商大贾和中小商人的分化及其矛盾、明清时期商业集团（商帮）的形成和新型商人的兴起。认为西周后期已出现“工商食官”之外的私商，到战国时私营商业在流通领域已居主要地位；自由商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并出现分化。“役财骄溢”的富商大贾往往与土地买卖、高利贷结合，并与官府紧密联系，而中小商人沦为被统治者，也成为“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商业资本积累空前巨大，各地商人形成地区性商帮，构成古代的商业集团；一部分商人趋于特权化（如盐商），另一部分商人开始与生产结合，出现包买主制、雇主制，以及手工业工场、自由雇佣劳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为商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先生研究了中国古代理财家、经济改革家——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结集出版《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一书。20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的时期，弄清历史上的改革家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六人分别处在封建社会的前期、中后期和末期，书中对他们实行改革的时代背景、改革内容和所起作用进行评述，呈现他们一生经历和各自思想风貌，特别指出这些改革的局限性和前后相比改革作用趋于减弱的规律。

　　先生将商业政策史作为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并认为商业政策史是以各个时期的商业政策、制度、措施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做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分析，指出实行这些政策措施的背景、目的、作用和影响，明其是非，究其利害，判其功过，从而“通古今之变”。同时，研究商业政策还要联系商业思想进行分析。先生在商业政策史、古代改革家以及商业通史的研究中，对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政治家和理财家的商业政策加以分析。

　　在先生看来，商业政策以及与之联系的商业思想，已进入文化的范畴，构成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中国商业政策史》就先秦时期的官商、私商和商业发展，两汉的贸易自由与商业官营之争，唐代的商业政策和商人阶层，宋代商业政策的变化和官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明代的商业政策及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和商人资本，清后期的商业政策，一一展开论述。书中分析了货币制度、赋役制度、矿业和手工业政策对商业的影响。特别对学界瞩目的“重农抑商”政策，就其由来和发展做了深入剖析，指出其在封建社会初建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后来抑商政策实际能行之者甚少，其抑制兼并、保护农民、调节经济是有意义的；但在封建社会后期，官商共利、官商合流，抑商政策实已废弛，很难说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以贯之的抑商政策、以至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三

　　吴慧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广泛涉及中国古代井田制和社会性质问题、历代粮食亩产问题、度量衡问题、经济史中诸问题的计量研究等，留下了经典传世之作。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重大疑难问题。先生早在1981年即发表《对井田制若干具体问题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条分缕析，证明井田制确实存在；后出版《井田制考索》，论述井田制的形制区别、井田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等。先生认为，在西周前期，井田制是一种保留着家族公社土地制度遗迹的奴隶制土地国有制，血缘性父系大家族公社是其基层组织形式，集体奴隶合耦共耕是主要耕作方式；至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基层组织演变为带有地域性的农村公社，主要耕作方式也变为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耕种井田的份地，背后的生产关系是封建领主对份地农奴的剥削。井田制的崩溃，形式上表现为方块田制被突破，内容上表现为由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封建国家授田下的自耕农小块土地占有制以及封建地主的土地私人占有制。基于此，先生发表《试论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主张“东周封建论”，提出在西周末期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有相当发展，春秋初期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春秋后期转化为封建地主制。

　　先生对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粮食亩产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要课题，20世纪30年代起经济史学者开始关注，估算的数字众说纷纭。先生以战国秦汉作为起点，先算清战国秦汉的账，再以此为基础数字，比较各个历史时期粮食亩产的变化。先生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考证出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口粮数量，再从以后各时期的材料来验证战国秦汉的人均用粮数量，然后进一步测算战国秦汉的粮食亩产量以及汉代以后各代粮食亩产量。先生早在1980年即写出《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初稿，后经过三年间的四次修改、增补，才得以定稿，先生自认为这是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史上“最下功夫”的著作。

　　在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中运用计量方法，先生早先以《宋会要辑稿》中的商税资料为依据研究北宋商品经济，纠正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晚出论”。后来陆续发表了以计量方法研究汉代区田产量和黄金诸问题、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量估测、古代的商业利润率、北宋购买力计算、明清财政结构性变化的计量分析、清代获鹿地权分配资料的统计处理、清代棉织品和丝织品的流通额、清代商品流通总值等的论文（均收录于《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一书）。先生认为度量衡与计量密不可分，并出版专著《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论述各朝各代出台的度量衡法规、使用的标准器具、所采取的行政监督措施，还举例说明了社会变革对度量衡变化的影响。

　　吴慧先生学贯文史、博古通今。先生业余时间雅好吟咏，有《翰苑一室——天汉诗词存稿》十卷问世（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后有增订本十一卷，线装书局2013年版）。诗学方面的研究所得，《李商隐诗要注新笺》（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是他平生得意之作；《李商隐研究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其诗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也相辅相成。

　　2021年11月21日，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吴慧先生在北京寓所仙逝，享年95岁。先生勤奋睿智、淡泊谦逊，生活俭朴、仁者长寿；提携后学不遗余力、惠及学界无以计数；先生学术不朽、风范长存。

　　吴慧先生千古！

作者简介：徐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卫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