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1918.12.17—2014.11.10），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中国高温合金和新型合金钢的重要奠基人，材料腐蚀与防护领域的开拓者。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密苏里矿冶学院冶金硕士学位，1952年获欧特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而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助理研究员。1955年回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

致美国总统公开信，争取回国

1918年12月17日，师昌绪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大营村的一个书香门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自此，他的人生轨迹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师昌绪从小就立下强国之志。他意识到，中国要强盛，就必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1941年，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师昌绪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四年平均成绩名列第一。

1948年8月，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深感无用武之地的师昌绪赴美深造。他仅用9个月时间就获得了密苏里矿冶学院的硕士学位。1950年2月，师昌绪进入欧特丹大学继续学习，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以全A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师昌绪博士毕业就回国任教的计划，他是美国列入明令禁止离境的35名中国留学生之一。滞留期间，师昌绪一边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一边积极争取回国。面对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国留学生联名起草了一封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师昌绪在波士顿的公寓中用旧的滚筒式油印机印刷了上千份公开信，并在纽约分发，为中国留学生回国争取社会支持。

在美期间，师昌绪取得了令人艳羡的科研成就。他曾主持美国空军研究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成果发展出的300M超高强度钢，基本解决了飞机起落架经常发生断裂事故的问题，成为当时美国应用最广泛、声誉最好的起落架用钢。当得知这位学术新星想要回到中国时，师昌绪的合作导师莫里斯·科恩教授极力挽留，询问他是不是嫌工资低、职位低？师昌绪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些都不是我要回国的理由，而是：自己是中国人应该回中国去，现在中国十分落后，需要我这样的人，而美国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在美国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1955年6月，回国后，他服从分配进入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需要，他从原本擅长的物理冶金领域转向研究炼铁、炼钢、轧钢。他说：“人生观定了以后，它就永远不会变。我的人生观就是要使祖国强大。”这一爱国者底色贯穿了他默默奉献的一生。

接下“一步登天”的任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转变，苏联专家撤离，党和国家决定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动力问题成为我国新型飞机自主设计方案中的重大关键项目。1964年寒冬的一个深夜，时任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荣科敲开了师昌绪的家门，提出希望金属所承担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发任务。国内曾有专家认为，研发空心涡轮叶片相当于要一下实现十几年的跨越式发展，这无异于异想天开、一步登天，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一无专家、二无资料的情况下，师昌绪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一任务。他说：“我心中无底，但是我知道有答案。答案就是美国做成了，我们一定能做成！”在师昌绪带领下，课题组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攻克了造型、脱芯、合金质量控制等一系列难关。1966年12月，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片铸造九孔空心涡轮叶片装机试车成功，为“战鹰”换上了新技术的“心脏”。1967年，装配空心涡轮叶片的歼8战斗机高空飞行时速超过苏联样机10%以上。有人形容师昌绪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完成了一次马拉松长跑”。空心涡轮叶片的诞生使我国涡轮叶片的发展一步迈上了两个台阶：一是由锻造合金改为真空铸造合金，二是由实心叶片变为空心叶片。同时，这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掌握这项尖端制造技术的国家。

师昌绪认为，材料科学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成果还必须对国家工业生产作出真正贡献，因此他十分重视下厂推广。1975年，航空工业部将空心涡轮叶片的生产基地由沈阳410厂转移到位于贵州平坝的170厂。年近六旬的师昌绪带队赴贵州协助生产，与其他技术人员一起，住的是最简易的招待所，吃的是发霉的大米，喝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个月，手把手地向工人传授专业知识技能，大大提高了该厂生产空心涡轮叶片的合格率，助力几百架军机翱翔蓝天。

国家需要什么，师昌绪就研究什么。除空心涡轮叶片外，师昌绪在铁基高温合金、真空铸造、金属腐蚀与防护、材料失效分析、节镍铬高合金钢的研究与推广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爱管的“闲事”都是国家大事

“战略”意味着前瞻性、系统性、长远性。战略科学家的思想不能仅局限于自己的专长领域，更要着眼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全局。师昌绪认为，一个战略科学家应具有胆识、全局观念和勇于负责的精神。只要是我国的重大科技问题，师昌绪都走在前面，不发空论、实事求是，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

两个“唯一”显示出师昌绪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86年2月，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使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师昌绪任副主任。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新单位，师昌绪将组织人事关系转入基金委，成为基金委当时“唯一”在编的一位学部委员。1992年春，师昌绪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联名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并作为中国工程院筹备组六位副组长中“唯一”的倡议科学家代表，起到了上下沟通、内外协调的关键作用。

师昌绪爱管“闲事”，但他管的都是本不归他管、别人不愿管，但又关乎国家利益的“闲事”。他常说，要想使祖国强盛，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高性能碳纤维是发展先进歼击机和导弹所必需的复合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碳纤维研发几十年来一直“攻而不破”，被工业先进国家“卡脖子”，国防安全受到很大威胁。2000年，师昌绪决定要“抓一下碳纤维”。有人认为，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劝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师昌绪不以为然，将这句话改写为“苦海有边，回头无岸”，并坚持说，“作为一个材料科学家，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面对国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国家的科技事业依然是师昌绪最惦念的事。

从“材料人”到“战略科学家”，师昌绪的每一个脚步都踏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使中国富强是唯一的目的，只要是对中国有好处的，我都干！”以爱国精神为鲜明底色，以过硬的科研业务能力为坚实基础，以在科技管理咨询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应尽之责，师昌绪的一生充分展现了战略科学家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