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对中国变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制度选择，迄今并没有得到客观的分析与总结。大量带有意识形态和情感色彩的言论一直影响着这一制度的走向，集体所有制的内涵、性质以及实现形式等基本理论问题时常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集体所有制建立和变革关键时期出现的集体所有制理论争论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农业发展道路和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焦点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还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结果是中国走上合作化进而集体化的道路。第二次是改革初期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性质和改革道路的争论，结果是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进一步完善和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集体化的改革思路仍然活跃在理论争论中。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第二次飞跃”和农业经营规模的争论，出现了以第二次飞跃否定第一次飞跃、发挥统一经营层次功能的集体化观点，以及家庭经营与统一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适度规模经营的观点，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第四次是当前对集体所有制改革方向的争论。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等多项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展开，关于克服传统分散小农经营弊端的改革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重回集体化;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以组织化、规模化、服务化发展现代农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争论，说明集体所有制理论来源和实践演进研究既具有现实重要性，也具有理论必要性，理论认识不清往往会影响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

　　二、中国集体制度的独特性

　　中国集体所有制与马恩经典的异同。第一，集体所有制含义不同。中国集体所有制自形成至今都是以公社、大队、生产队或者村、组等为界限的部分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而非经典意义所指全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

　　第二，建立和发展的方式不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是中国集体所有制的经典阶段，其建立依赖激进式、强制性的集体化推动，其发展则通过忽视农民意愿和物质利益追求的高度集中生产经营和产品分配来实现，与经典意义集体所有制路径不同。

　　第三，互助合作的合作化与经典意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制设想相同。互助合作的合作化运动建立在农民私有产权基础上，通过互助合作克服小农弊端，与经典意义集体所有制提出“农民自己经济的道路”的合作社路径是一致的。

　　中国集体所有制的独特性。第一，中国的私有产权传统。与苏联的村社传统不同，中国土地产权传统是多元化的土地所有权和产权体系、多样化的土地产权交易形式，集体所有制建构之前的土地产权经历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处于地权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状态。

　　第二，集体所有制的适时变革。在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建设目标之后，中国集体所有制出现了“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这种变革被预置了部分成员集体所有制的前提条件，实质上是在此前提条件下，将国家工业化时代模糊和虚置的集体所有权进行权利分置、权利实化，赋予农户家庭、新型经营主体等实际受保护的耕作权等相关权利，从而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对于国家而言，集体所有制既被当作借以增进国家动员能力、获取农业剩余的工具，也被当作改造小农和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安排。由此，集体所有制理论变革和实践演进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主线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夺取战争胜利等国家目标，依循增强国家动员能力、获取农业剩余和解决工业化资本形成问题等目的，将集体所有制定义为忽视农民权利的部分成员占有生产资料的模糊的集体所有制，形成集中统一的生产经营和产品分配制度，例如苏联的共耕制、集体化以及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均是由此衍生的。另一条主线是为了改造小农和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依循克服小农生产弊端以及提高农业生产力等目的，按照尊重农民意愿和农民权利以及物质利益追求的原则，将小规模、分散的小农组织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中，实现农业要素的重新组合和优化升级，苏联的合作制、中国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集体所有制权利分置均是依此逻辑。

　　进一步讲，经典意义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必须依循改造小农和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主线，而不能长时期依循国家特殊目标主线，否则会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因此，集体所有制必须适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一方面是将国家目标主线转回到改造小农和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的正常轨道;另一方面是在改造小农和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主线下，根据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变化进行集体所有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以持续提升农业生产力，形成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